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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实录)

2015年03月09日 15:13 来源于 财新网
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定于3月9日15:00在人民大会堂举行,16位委员将围绕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主题作大会发言

  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定于3月9日15:00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多名政协委员将就有关议题作大会发言。

  [全国政协副主席韩启德]:各位委员,现在开会。今天大会的执行主席是杜青林、韩启德、罗富和、陈元、周小川、马飚、马培华。出席今天大会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马凯,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让我们表示热烈的欢迎。政协第十二届三次会议,大会发言共安排三场,今天下午进行第一场大会发言,共有16名委员发言。首先请范小建委员发言,钱颖一委员准备。[15:01]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原副组长范小建]:我的发言题目是《面对新常态扶贫开发要有新举措》。[15:03]

  [范小建]:从现在起,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有6年。“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特别是要看贫困的老乡。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扶贫应该怎么办?[15:03]

  [范小建]:历史会有偶然的巧合。2014年是历史上著名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20周年。“八七计划”的基本内容,是用7年时间解决8000万人口的贫困问题。如果从2014年算起,我们所面临的任务同样是到2020年,用7年时间解决8000万人口的贫困问题。所不同的是,起点更高,目标也发生了变化。“八七计划”的目标是解决温饱,而这一次是“两不愁、三保障”,是个多维的目标。[15:03]

  [范小建]:中央高度重视扶贫工作。如果把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客观情况相比较,可以看到有利与不利两个方面的情况:[15:04]

  [范小建]:先说有利条件:第一,起步时减贫的速度快。2014年减少贫困人口1000万以上,而“八七计划”起步时,年减贫只有500万。第二,国家对农村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目前国家财政强农惠农资金每年预算超过1.2万亿,2013年财政综合扶贫资金3717亿,“八七计划”时不但没有这样的政策,而且农村还有“三提五统”和农业税。第三,国家在农村全面建立了低保制度。农村低保人口每年在5300万左右,且标准还在逐年提高,而“八七计划”时期也不存在这样的政策。第四,“片区扶贫攻坚规划”、“十二五整村推进规划”以及相关行业扶贫规划已经国务院批准并开始实施,贫困识别、建档立卡的工作为精准扶贫、帮扶到户奠定了重要基础。这些工作比“八七计划”时更深入、更细致。[15:05]

  [范小建]:再说不利条件:第一,GDP增速减缓。今后年均GDP增幅大约将保持在7%左右,而“八七计划”期间是年均9.57%,比现在每年要多2.5个百分点,加上结构调整、压缩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产业,都将影响就业。第二,收入差距更大。1994年基尼系数为0.37,2013年基尼系数为0.47。收入差距扩大,减贫难度更大。第三,投入增长放慢。随着财政增收速度放缓,近两年扶贫投入的增幅明显趋缓,2011到2013年,财政综合扶贫投入的增幅分别是41%、32%、24%,专项扶贫投入增幅从2012年的22.8%下降到2014年的9.78%。而“八七计划”这7年,财政资金增长66%,财政贴息扶贫贷款增长2.3倍。第四,农村“老龄化”、“空心化”日益严重,缺乏发展活力。此外,目前农产品价格遭遇“天花板”和“地板”的双向挤压,利润空间狭小,农民增收面临更多困难。[15:07]

  [范小建]:综合分析这些情况,我们必须努力克服困难,坚定信心,在坚持“片区攻坚与精准扶贫”、“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外部支持与自力更生”三个相结合的基础上,面对新常态,谋划新举措。[15:07]

  [范小建]:为此建议:把缩小发展差距、降低基尼系数作为重要目标,同时将扶贫开发纳入国家“十三五”规划,各部门的“十三五”规划要与国务院批准的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规划相衔接,加大支持力度。[15:08]

  [范小建]:在宏观上应重点考虑:围绕“两不愁、三保障”的减贫目标,继续增加投入,特别是片区的基础设施和教育、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贫困人口相对集中的中西部省份,“十三五”GDP的增幅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抓住沿海产业向内地转移的机会,继续大力支持中西部县域经济和中小企业的发展;农村低保(包括养老)要有兜底性的考虑和安排。[15:10]

  [范小建]:在工作层面应强调:在建档立卡取得初步成果的基础上,把帮扶到村和到户结合起来,坚持“统筹资源、完善机制,突出重点、分步实施,简政放权、强化监督”。始终抓住最困难地区、最困难群体和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坚持雪中送炭,不搞锦上添花。把扶贫真正作为长期历史任务,制定分阶段的工作目标,不搞齐头并进,更不追求所谓“同步”。在项目审批权限下放到县的基础上,省市两级把主要精力放在监督检查上,包括第三方力量开展监督,防止扶贫资金被挤占挪用、贪污浪费和“跑、冒、滴、漏”。[15:10]

  [范小建]:这样,就有可能完成到2020年阶段性的减贫任务。[15:11]

  [韩启德]:现在请钱颖一委员发言,温思美委员准备。[15:11]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我的发言题目是《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如何看如何办?》。[15:12]

  [钱颖一]:2014年中国GDP增长速度下滑到7.4%,为1990年以来最低。如何看?三个原因让我们感到有心理压力:对比30多年平均增速超过9%的增长,7.4%低于年初制定的7.5%目标;2014年第四季度印度增长率7.5%,超过我国的7.3%。但是我们需要理性地分析我国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我认为,如果考虑中长期因素,大致有三类原因:[15:12]

  [钱颖一]:第一,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的人均收入达到7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增长的规律是潜在增长率与人均收入成反比。在摆脱贫困陷阱之后,低收入经济对应高的潜在增长率,中等收入经济对应中的潜在增长率,而高收入经济对应低的潜在增长率。随着资本存量的增加和剩余劳动力的减少,潜在增速必然下降。但是,定量下降数字则需要科学、细致的研究。[15:14]

  [钱颖一]:第二,经济中结构扭曲的纠正。在同一发展水平上,在潜在增长率相同的条件下,由于经济发展路径不同,能够实现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会不同。过去这些年中,特别是2008年以后,我国经济中的结构扭曲日趋严重:投资结构扭曲、产业结构扭曲、融资结构扭曲等,造成大面积产能过剩,投资回报大幅度下降,环境破坏加剧,其严重程度在其他经济类似高速增长时期不多见。纠正这些扭曲,必须停止、减缓、调整以往增长模式,也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可以看作是延期支付的成本。[15:15]

  [钱颖一]:第三,激励机制的变化。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除了有效率的资源配置,还要靠激励。3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是个人、企业和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强劲的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市场的扭曲以及伴随的腐败,效率成本和社会成本都很高。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政府激励正在发生变化。过去那种政府深度参与经济决策的模式正在淡出,但规范市场经济的服务型政府模式尚未建立,我们正处在转型期间的中间状态:就是政府权力并未显著减少但做事积极性减少了,这也是导致增速下降的原因。[15:15]

  [钱颖一]:如何办?先说不应该如何办。第一,不应该出台大幅度刺激需求的政策。刺激需求只能有暂时效果,但是改变不了潜在经济增速,更会恶化经济中的扭曲。第二,不应该过度依赖央行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要起作用,必须配套结构调整措施。美国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同时,采取去杠杆的结构调整,才有了经济回升。当前欧洲和日本的宽松货币政策,还必须有结构调整,才能最终见效。我们也一样。[15:16]

  [钱颖一]:应该如何办?我提三条建议。 第一,留给市场和企业内生调整和发展的空间。中国经济“韧性”程度高,不仅政府调节能力强,而且个人和企业对市场变化的适应程度大。当人生病时,除了吃药外,人的自我调节,包括改变生活方式的本领是很强的。经济调整也是如此。要给市场自我调节的空间,给个人和企业调整的机会。甚至可以说,调整都是被逼出来的,不要浪费这个调整的机会。[15:17]

  [钱颖一]:第二,发挥政府在供给政策上的作用。一方面应减少行政审批、加快财税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为民营企业松绑、促进金融创新、鼓励创业等。当今技术变化,特别是移动互联网,降低了进入门槛,又可满足个性化需求,非常有利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另一方面是政府可以支持产业发展,但要改变方式。比如推动电动汽车发展,但并不直接参与投资和制造,而是发挥规划、协调以及促进基础设施建设的作用。[15:18]

  [钱颖一]:第三,重新定义政府激励机制,建立新型政商关系。解决政府“不作为”的办法不是回到过去那种“作为”,而是转变政府职能,把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从“关系紧密型”转到“保持距离型”,把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从“参与型”转到“服务型”。在法治经济框架中,重新定义政府激励,既减少政府腐败,又把企业解放出来。[15:18]

  [韩启德]:现在请温思美委员发言,朱保成委员准备。[15:18]

  [民盟中央副主席、广东省主委,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温思美]:我的发言题目是《深化高等教育改革 大力推进大学生自主创业》。[15:19]

  [温思美]:创业者说:“叫醒我的不是闹钟,而是梦想。”在全面深化改革,为梦想而奋斗的新时代,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从未显得如此迫切。大学生作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社会群体,其创业能力水平高低对激发社会创业热情,带动万众创新,增添社会活力至关重要。但我国大学生创业扶持工作刚刚起步,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处于较低水平,主要表现为:创业率较低,2013届大学毕业生创业比例仅为2.3%;创业层次较低,2010年硕士生和博士生创业仅占所有高校毕业生创业的4.3%;创业成功率较低,大学毕业生创办企业5年内存活率仅有30%,比社会平均水平低20个百分点。[15:21]

  [温思美]:造成当前大学生创业不振局面有许多原因。首先,创业教育普遍滞后。创业教育引入高校的时间较短。高等学校普遍缺乏创业教育理念,缺乏创业课程设置,缺乏创业实习场地,缺乏创业教师指导,造成大学生创业意愿薄弱、能力较低。一份针对17所高校近6000名大学生的调查显示,“大学教育对创业帮助”在10分制的评分中仅获2.96分,在所有考察项中得分最低。[15:22]

  [温思美]:其次,扶持政策难以落地。政府部门主要关注大学毕业生就业,并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率进行排行公布,但对大学生创业工作没有实行相应力度的指导监督。政府就业部门、金融部门和税收机构近些年来陆续推出一些大学生创业的扶持政策,但限制条件过多,申办程序复杂,优惠门槛偏高,最终获得政策扶持的大学毕业生人数不多。[15:22]

  [温思美]:最后,创业环境亟待优化。尊重创业精神、鼓励敢想敢干、宽容创业失败的社会创业文化尚未形成。坦率而言,大学生创业是一项极其艰苦的事业,他们有梦想无资金,有勇气无经验,有知识无能力,走过千山万水,经历千辛万苦,最终能够登上成功之巅者毕竟是少数。但大学生创业也是一项充满希望的事业,我们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他们付出努力,建设创业型社会也需要他们积极参与。[15:24]

  [温思美]:为此,建议:一、改革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从现在起到2020年,我国将有4500多万大学生毕业,即使按目前大学生创业率计算,也将至少有百万大学毕业生走上创业之路。他们的创业能力和创业层次,对我国未来发展至关重要。应在尊重高校依法自主办学的基础上,鼓励高校继续深化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引导更多高校学生走创业之路。高等院校应适应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需要,设计更加灵活先进的学习制度和学习模式,开设更多的创业指导课程,吸纳聘用更多的创业指导教师,安排更多的创业实训基地,努力提升高校的创业教育水平。[15:25]

  [温思美]:二、加大创业政策扶持力度。培育大学生创业能力,政府的扶持政策同样至关重要。据调查,当前阻碍大学生创业十分突出的一个问题,是缺乏创业资金支持。现有资金扶持政策因额度低、手续烦、担保难,致使许多符合条件的大学生放弃申请,转向亲朋好友借贷。政府应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增加创业资金额度和受益面,财税、工商、社保等部门应更好地负起主管部门的责任,增加政策信息透明度,简化审批手续,放宽经营条件,吸引社会风险资金支持,为更多的大学生创业创造条件,提供便利。教育主管部门不仅要关注高校的就业水平,也要重视毕业生的创业能力,对创业培训工作做得好的高校,应及时总结经验,适时推广,充分发挥创业促就业的倍增效应。[15:26]

  [温思美]:三、优化大学生创业社会环境。良好的社会创业文化和创业环境,是大学生创业的重要孵化器和推进器。应鼓励更多的创业成功人士走进高校,走进课堂,与大学生分享创业者的酸甜苦辣,激励更多的大学生走创业之路。应鼓励在高校设立更多的社会创业基金,成立专业的创业指导机构,根据大学生创业者的需要,提供创业、技术、融资、经营、财务、法律和物流等各方面的专业服务。应优化投资环境,打造创业平台,大力加强创业文化建设,在社会上真正形成一种勇于创业、尊重创业、敢于创新、宽容失败的社会风尚。[15:26]

  [韩启德]:现在请朱保成委员发言,梅兴保委员准备。[15:28]

  [中国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协会会长朱保成]:我的发言题目是《实施品牌战略发展现代农业》。[15:28]

  [朱保成]:习近平总书记对品牌建设高度重视,先后提出,“品牌是信誉的凝结”,“要大力培育食品品牌,用品牌保证人们对产品质量的信心”,“推动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大力发展名特优新农产品,培育知名品牌作出重要部署。实施农业品牌战略,已经成为推动农业转方式、调结构,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一项紧迫任务。[15:29]

  [朱保成]:近年来,我国农业品牌建设有一定进展,但仍面临不少问题和制约因素:一是对品牌农业的认识还不到位。管理部门、经营主体、农民还没有充分认识品牌建设在现代农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促进品牌化发展的新思维、新办法和新手段不足。二是品牌培育保护制度体系缺失。农产品生产和加工标准化程度低、质量参差不齐,品牌培育和保护投入不够,品牌发展缺少统一、系统的规划组织和引导。三是品牌影响力亟须扩大。农产品品牌影响力仅停留在局部地域,跨省跨区域的不多,品牌的社会信任度不高,国际知名品牌少,农业品牌状况与农产品大国的地位不相称。四是区域公用品牌理念有待普及。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尚未整体规划,品牌资源未能得到很好整合,公用品牌制度体系尚未建立,代表国家形象的农产品民族品牌尚未形成。[15:29]

  [朱保成]:上述情况反映出我国农产品品牌建设相对滞后,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为此,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制定农业品牌发展规划。根据不同生产区域、经济条件和发展阶段等,对农产品进行分类和分层,将农业品牌发展的目标和措施列入“十三五”规划。把技术含量高、市场容量大、高附加值、低能耗的产品列入战略规划,建立和完善品牌农业的产业链、价值链、供给链,提升品牌农业的影响力,引导其做大做强。[15:30]

  [朱保成]:二是建立健全扶持保护机制。建立农业品牌化支持政策。建立健全农业品牌认证、推广、识别、延伸与国内外评价发布等关键环节的规则和机制,形成农业品牌全程管理体系。健全“三品一标”和名牌农产品在工商、税收、质检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加大品牌产品生产和流通的支持力度,运用法律手段,强化品牌保护,形成良好政策环境。[15:31]

  [朱保成]:三是建立和完善品牌标准体系。把产前、产中和产后各环节纳入标准化管理,逐步形成与国际、国家、行业相衔接的标准体系;按市场准入标准、名优农产品标准、出口标准形成细分市场的质量标准体系,强化对相关主体的行为监督。夯实农产品品牌发展的基础,推广“龙头企业+标准化+农户”生产经营模式,实现优质农产品规模化生产。[15:32]

  [朱保成]:四是探索建立农产品品牌目录制度。研究建立农产品品牌、区域品牌的征集制度、审核推荐制度、价值评价制度,将农产品品牌按品种、目标市场等分类,定期发布目录,动态管理,完善、规范和强化对农产品品牌的推介、评选、推优等活动,逐步建立第三方评价机制,鼓励农产品企业做优质量,做好品牌。[15:32]

  [朱保成]:五是推进特色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保护优势品种资源和环境,传承地方传统生产、加工工艺,开发历史文化民俗资源,扩大传统产地声誉,创新新兴产业集群,加强品牌经营资源整合。强化对获得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的管理和保护,建立地理标志产品品牌质量追溯体系。挖掘品牌资源潜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农产品品牌。[15:34]

版面编辑:郭艳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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