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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会综述】转型和增长学术专场

2015年11月06日 17:51 来源于 财新网
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降的同时,实际利率上升、劳动力成本快速提高、资本回报率下降、债台高筑,要改变这一现状,必须深化制度改革,执行硬预算约束,将国有企业占有的资源有效释放到市场中

  【财新网】(记者 邢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传统的增长模式难以维系,在11月6日举行的第六届财新峰会:转型与增长学术专场中,与会专家认为,过去以投资拉动需求的增长模式不可维系,需要减少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过度支持,让此前国有资源挤占的资源重新释放,深化市场化改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表示,当前中国经济转型增长形势紧迫,过去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但是,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进入调整期,中国的外需低迷不振,以前低成本的优势不再。从内需来看,投资效率也大大降低。国际、国内形势都逼迫中国加速转型发展。

  他认为,推动经济转型增长,需要告别过去依靠大规模的要素投入的模式,要建立一种新的机制模式。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即将出台的“十三五”规划都设计了转型发展的保障机制,例如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如何使国有企业转向创新驱动、理顺人才流动机制、调动人的积极性等。

  “转型增长要放在开放的环境下,以全球视野,用好全球的市场和资源。”隆国强建议,要加快推动资本和技术密集部门的开放,更好吸收外部资源,引进新的投资者和竞争者,同时让这些部门主动走出去。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则认为,中国长期增长仍有巨大潜力,但需要合理的收入分配,平衡的投资和储蓄结构,健全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保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保护城市化健康的发展。

  在他看来,目前中国经济疲软主要是结构问题。最近几年中国产能利用率、资本的边际效率都在不断下降。现在的资本边际生产率只相当于2000年的三分之一。储蓄和投资过度,消费相对不足,结构失衡的问题严重。

  王小鲁认为,持续的用凯恩斯主义对付需求不足,用刺激投资拉动总需求,这种模式需要反思。凯恩斯理论研究的主要是应对短期问题,但在中长期可能导致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分离加剧。他强调,投资不是越多越好,过高和过低的储蓄率和投资率都会劣化资源配置。

  如何才能改变这种状况,王小鲁称应从如下方面着手:首先,产业投资由企业决定;其次,扩大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第三,加大人力资本投资;第四,减轻企业社保缴费负担,促进社保全覆盖,可以通过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同时减轻企业社保缴费负担,当前40%的缴费率至少要降低十个百分点;第五,改善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距;第六,减少垄断;第七,加快户籍制度改革。

  香港大学《钟瀚德基金》发展经济学讲座教授许成钢则从“硬预算约束缺失”的角度切入。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降的同时,投资大幅攀升,产能过剩,债台高筑。他认为,产能过剩和债台高筑背后是软预算约束的问题,当国企资不抵债的时候,不用负责任,靠政府救助,上市公司资不抵债的时候不会退市。硬化预算约束非常急迫。

  许成钢援引数据称,2014年全国总债务占GDP的比重超过280%,而且增长速度非常快,2008年这一比重还只有76%。同时,中国的债务性质与其他国家不同,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务和企业债务是以债券形式在市场上发出来,中国是以银行贷款形式出现,最终将严重威胁中国金融、财政的稳定。

  “根本是政府能不能信守其承诺,是否作出硬预算约束的承诺,制度是否能够执行硬预算约束。” 许成钢强调,信守承诺是金融发展的基础,政府必须承诺并信守尊重市场,承诺并信守不把股市作为政策工具。能够信守承诺取决于制度,所有权力集中一体的制度很难信守承诺,信守承诺的制度中不同权力相互之间是独立的,独立的制度包括独立的产权、控制权,独立的司法。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弗里曼经济学讲席教授、副院长、经济系主任白重恩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出现的反常问题入手,点明中国投资结构的问题。尽管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但是实际利率在上升,劳动力成本的实际增速很快,资本回报率在下降,面临通货紧缩。

  白重恩认为,如果将中国经济分成两个部门:政策扶持部门和市场部门,能更好的认清问题。在固定资本形成中,基础建设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政策扶持部门所占的资源越来越多,挤压了市场部门的资源,导致市场部门的利率、劳动力成本上升。而政策扶持部门的资本回报比较低,尽管劳动力成本上升,一些企业对成本非常不敏感,导致通缩。

  “要解决这些问题解决很困难,这要降低对政府扶持部门的扶持力度,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在短期内出现下降。”白重恩认为,要走出这个陷阱,首先要容忍增长率一定程度临时下降;第二,财政政策从刺激性投资转向降低企业成本,有必要减税、降低社保缴费率;第三,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将国有企业占有的资源有效的释放到市场中;第四,货币政策需要一定调整。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也表示,深化制度改革才能解决增长和转型的两难。他认为,如果不尽快进行实质性、制度性、深层次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经济持续下滑的劣势很难有效改善。当前,大批企业倒闭,这与中国经济持续下滑一挂钩,问题就会放大,实体经济的放缓和企业倒闭叠加,负面效应正在向银行业蔓延,银行不良资产有扩大的趋势。同时,大批农民工返乡,形成了逆城市化的现象。

  田国强称,改革越往后推,难度越大。中国需要更加深入的理顺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制度是关键,要深化市场化改革。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全球事务研究所主任兼教授,前欧洲重组和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埃里克•伯格洛夫表示,中等收入陷阱并非不可避免,需要转变这个国家的增长模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他比较了九个已完成这种转型的经济体,认为避开收入陷阱的国家,均更好地融入全球价值链,有更好的信息技术和产业,FDI表现较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较高,收入水平比较均衡,增长没有太多的起伏,金融比较稳定。技术转让、要素转移、管理加强在经济转型中都比较重要,同时还要减少腐败,加强中小企业的发展。

  他强调,增长模式和社会流动性之间有很重要的联系,必须考察不同政策的互补性,采纳创新型增长政策,促进社会的双向流动性。■

责任编辑:于海荣 | 版面编辑:李丽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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