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记者 邢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传统的增长模式难以维系，在11月6日举行的第六届财新峰会：转型与增长学术专场中，与会专家认为，过去以投资拉动需求的增长模式不可维系，需要减少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过度支持，让此前国有资源挤占的资源重新释放，深化市场化改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表示，当前中国经济转型增长形势紧迫，过去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但是，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进入调整期，中国的外需低迷不振，以前低成本的优势不再。从内需来看，投资效率也大大降低。国际、国内形势都逼迫中国加速转型发展。
他认为，推动经济转型增长，需要告别过去依靠大规模的要素投入的模式，要建立一种新的机制模式。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即将出台的“十三五”规划都设计了转型发展的保障机制，例如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如何使国有企业转向创新驱动、理顺人才流动机制、调动人的积极性等。
“转型增长要放在开放的环境下，以全球视野，用好全球的市场和资源。”隆国强建议，要加快推动资本和技术密集部门的开放，更好吸收外部资源，引进新的投资者和竞争者，同时让这些部门主动走出去。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则认为，中国长期增长仍有巨大潜力，但需要合理的收入分配，平衡的投资和储蓄结构，健全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保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保护城市化健康的发展。
在他看来，目前中国经济疲软主要是结构问题。最近几年中国产能利用率、资本的边际效率都在不断下降。现在的资本边际生产率只相当于2000年的三分之一。储蓄和投资过度，消费相对不足，结构失衡的问题严重。
王小鲁认为，持续的用凯恩斯主义对付需求不足，用刺激投资拉动总需求，这种模式需要反思。凯恩斯理论研究的主要是应对短期问题，但在中长期可能导致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分离加剧。他强调，投资不是越多越好，过高和过低的储蓄率和投资率都会劣化资源配置。
如何才能改变这种状况，王小鲁称应从如下方面着手：首先，产业投资由企业决定；其次，扩大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第三，加大人力资本投资；第四，减轻企业社保缴费负担，促进社保全覆盖，可以通过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同时减轻企业社保缴费负担，当前40％的缴费率至少要降低十个百分点；第五，改善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距；第六，减少垄断；第七，加快户籍制度改革。
香港大学《钟瀚德基金》发展经济学讲座教授许成钢则从“硬预算约束缺失”的角度切入。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降的同时，投资大幅攀升，产能过剩，债台高筑。他认为，产能过剩和债台高筑背后是软预算约束的问题，当国企资不抵债的时候，不用负责任，靠政府救助，上市公司资不抵债的时候不会退市。硬化预算约束非常急迫。
许成钢援引数据称，2014年全国总债务占GDP的比重超过280％，而且增长速度非常快，2008年这一比重还只有76％。同时，中国的债务性质与其他国家不同，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务和企业债务是以债券形式在市场上发出来，中国是以银行贷款形式出现，最终将严重威胁中国金融、财政的稳定。
“根本是政府能不能信守其承诺，是否作出硬预算约束的承诺，制度是否能够执行硬预算约束。” 许成钢强调，信守承诺是金融发展的基础，政府必须承诺并信守尊重市场，承诺并信守不把股市作为政策工具。能够信守承诺取决于制度，所有权力集中一体的制度很难信守承诺，信守承诺的制度中不同权力相互之间是独立的，独立的制度包括独立的产权、控制权，独立的司法。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弗里曼经济学讲席教授、副院长、经济系主任白重恩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出现的反常问题入手，点明中国投资结构的问题。尽管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但是实际利率在上升，劳动力成本的实际增速很快，资本回报率在下降，面临通货紧缩。
白重恩认为，如果将中国经济分成两个部门：政策扶持部门和市场部门，能更好的认清问题。在固定资本形成中，基础建设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政策扶持部门所占的资源越来越多，挤压了市场部门的资源，导致市场部门的利率、劳动力成本上升。而政策扶持部门的资本回报比较低，尽管劳动力成本上升，一些企业对成本非常不敏感，导致通缩。
“要解决这些问题解决很困难，这要降低对政府扶持部门的扶持力度，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在短期内出现下降。”白重恩认为，要走出这个陷阱，首先要容忍增长率一定程度临时下降；第二，财政政策从刺激性投资转向降低企业成本，有必要减税、降低社保缴费率；第三，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将国有企业占有的资源有效的释放到市场中；第四，货币政策需要一定调整。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也表示，深化制度改革才能解决增长和转型的两难。他认为，如果不尽快进行实质性、制度性、深层次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经济持续下滑的劣势很难有效改善。当前，大批企业倒闭，这与中国经济持续下滑一挂钩，问题就会放大，实体经济的放缓和企业倒闭叠加，负面效应正在向银行业蔓延，银行不良资产有扩大的趋势。同时，大批农民工返乡，形成了逆城市化的现象。
田国强称，改革越往后推，难度越大。中国需要更加深入的理顺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制度是关键，要深化市场化改革。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全球事务研究所主任兼教授，前欧洲重组和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埃里克•伯格洛夫表示，中等收入陷阱并非不可避免，需要转变这个国家的增长模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他比较了九个已完成这种转型的经济体，认为避开收入陷阱的国家，均更好地融入全球价值链，有更好的信息技术和产业，FDI表现较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较高，收入水平比较均衡，增长没有太多的起伏，金融比较稳定。技术转让、要素转移、管理加强在经济转型中都比较重要，同时还要减少腐败，加强中小企业的发展。
他强调，增长模式和社会流动性之间有很重要的联系，必须考察不同政策的互补性，采纳创新型增长政策，促进社会的双向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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