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解“三农”

　　4月江南，春华遍野。浙江各级农办（扶贫办）正忙于依据最新省定扶贫标准认定新一轮扶贫对象。这一标准为4600元（2010年标准，相当于2012年5500元），比国家扶贫标准高出1倍。其背后是一个令人刮目的数据——2012年，浙江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4552元，已经连续28年列全国各省区第一位。

　　这与改革开放前的状况有天壤之别。当时的城乡二元结构下，人均只有约半亩田的浙江农民生存维艰。1978年，浙江省农村贫困人口有1200万，占全省农村总人口的36.1%，农村贫困发生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4个百分点。

　　浙江农民的脱贫致富与改革开放相生相伴。另一个令人欣喜的数字是，2012年浙江的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37:1，远低于全国的3.10:1，是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小的省份之一。在高速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城乡矛盾相对缓和。

　　浙江省农办（扶贫办）副主任邵峰认为，“三农”问题本质是工业化、城市化下城乡关系的失衡，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中共十六大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则是抓住了“三农”问题的本质。

　　在浙江做了几十年“三农”工作的农办原副主任顾益康分析，浙江在统筹城乡发展上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总结起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创造条件让农民充分参与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成果，正是浙江农民增收的经验。

人多地少，缘何收入最高

　　35年后回望，资源拮据的浙江农民增收之路可谓“只有减少农民、才能致富农民”的写照。

　　2012年，浙江农民收入中，来自第一产业的收入仅有14.7%，工资性收入占比为54.0%，比全国高出逾10个百分点，家庭二三产业收入为20.9%。八成农村劳动力已转移至非农产业，比全国高出三成。农业劳动力不断分工分业，改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商品经济，参与到市场中来，顾益康认为，这是浙江农民增收的关键。

　　浙江今日的富庶，使人们几乎忘了它曾经的贫困。中国为地少人多之国家，人地矛盾在浙江更甚。浙江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描述，人均耕地不足全国平均水平。浙江省省长李强表示，浙江人均只有半亩地的省情，决定了仅靠农业自身、农民自身、农村自身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这亦是中国的国情。邵峰称，如果一个地方农民收入快速增长，一定是那个地方的工业化、城镇化正在快速发展，有更多就业机会让农民可以转移就业。

　　然而，“三农”在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被边缘化，为世界各国在这一历程中普遍经历的问题。

　　中国因人口基数大和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积弊，问题更为沉重，农民不能平等参与、公平分享。邵峰认为，“三农”问题的产生、演变及其程度不仅与工业化、城镇化的阶段相关，也与工业化、城镇化的路子相关。浙江“三农”问题相对缓和，是因为浙江的工业化、城镇化是由农民发动、农民投资、农民创业、农民就业的，为就地就近的工业化、城镇化，农民是主体，能够共同分享成果。由政府投资发动的走大城市路线的工业化，“三农”问题则会比较突出，农民在提供农产品、土地、资金等要素和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土地出让金等资本，为工业化、城镇化作出巨大贡献后，很难参与到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从全国来看，改革开放前的工业化、城镇化是“要物不要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工业化、城镇化是“要地不要人”；新世纪以来的工业化、城镇化则是“要劳不要人”。

　　正是浙江农民的创造和打拼，塑造了日后为人津津乐道的自主创业、自由竞争、自由交易的浙江模式，形成一种“民营、民有、民享”的经济体系。顾益康表示，700万浙商闯天下，其中95%是农民出身，百万能人创业带动千万农民就业。据统计，1978年至2006年，浙江GDP增量的70%和工业增加值增量的75%是由民营经济创造的。2012年，非公有经济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达75%左右。

　　“浙江人民富是因为农民率先富，浙江经济活是因为农村经济活，浙江发展快是因为农村发展快”，被作为浙江改革开放成绩的写照。顾益康表示，这条道路是“逼出来的，闯出来的”，也是“政府导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