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解“三农”

减缓相对贫困

　　在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快车行进时，浙江注重把没有赶上车的农民送上车。浙江已经基本消除了绝对贫困，2003年后，浙江把扶贫工作的重点转向减缓相对贫困。邵峰介绍，消除绝对贫困的扶贫是为了保障人的基本生活，减缓相对贫困的扶贫则是为了缩小社会收入差距，两者是具有显著区别的两大思想体系和话语体系。过去十年，浙江各级干部在实践中逐步从旧的扶贫思想体系中跳了出来，初步确立了与减缓相对贫困相适应的新的扶贫理念。

　　2008年，浙江将扶贫工作从对欠发达地区的区域扶贫拓展到对低收入农户的人群扶贫，在全省范围实施低收入农户奔小康工程，以全省111万户（271万人）低收入农户（2007年家庭人均纯收入低于2500元的农户）为对象，深化产业开发，加大异地搬迁，覆盖公共服务。到2012年，全省低收入农户人均纯收入达到6260元，79.4%的低收入农户（低保农户除外）家庭人均纯收入超过4000元，超额完成省政府五年目标。

　　同时，浙江不断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区域扶贫力度，2011年，省委、省政府启动对12个重点欠发达县的特别扶持计划。省委、省政府针对12个重点欠发达县地处源头区域、经济发展滞后、生态保护繁重等实际，2011年起，连续三年安排文成、开化等6县每年每县2亿元特别扶持资金，磐安、龙泉等6县每年每县8000万元特别扶持资金，要求以增加农民收入、提升民生水平、增强内生功能为导向，实施扶贫开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三大类项目，并按照“省定框架、县选项目”的原则，编制三年规划。

　　衢州市开化县位于浙江西部浙、皖、赣三省交界处，青山环绕，为“九山半水半分田”之地，2011年财政收入仅4亿余元。近年来开化推进生态立县、特色兴县，走生态经济发展之路，并实施小县大城战略，推动人口向县城集聚。在“特扶”项目中，开化制定了一系列对茶业、油茶、食用菌、毛竹、蚕桑、蔬菜等产业及农业龙头企业、合作社的补助和扶持政策。此外，通过培育来料加工经纪人、补助厂房建设和租赁、培训技术工人等方式，大力拓展来料加工业务，并将来料加工与异地搬迁结合起来，将每一个异地搬迁小区都建成来料加工点，解决下山农民就业问题。2007年，开化只有1.5万人从事来料加工，总加工费6500万元。2011年从业人员达到4.05万人，加工费达到4.43亿元。通过对低收入农户小额贷款贴息、发展资金互助会等方式，为农户发展生产提供金融服务。2012年，开化县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9536元，比上年增长11.1%，两年农民人均收入共提高2137元，累计增长28.9%；71.8%的低收入农户家庭人均收入超过了4000元。谈及“特扶”计划，开化县农办副主任张有良认为，“没有这笔钱，开化县有很多事情做不了。”

　　2013年，浙江启动实施新一轮扶贫计划——“低收入农户收入倍增计划”。当前，浙江各地正在认定新一轮扶贫对象。浙江省确定的新一轮扶贫标准为4600元（2010年，相当于2012年5500元），这一标准下的扶贫对象约有353万人，占全省农村户籍人口的10.8%。发达地区则按照“不低于上年农民人均收入的45%”和“不少于当地农村户籍人口的10%”，确定地方扶贫标准，认定低收入农户。加上发达地区提高标准后增加的低收入农户，浙江将有472万农村人口被认定为新一轮扶贫对象，占农村户籍人口的14.1%。邵峰认为，减缓相对贫困的扶贫，要始终把处于收入低端、占总人口10%-20%的人群作为扶贫对象，“不管他们收入处于什么水平，也不管他们家里有什么物件，只要他们处于收入低端，就应将其认定为扶贫对象”，“不管一个地方处于什么发展阶段，即使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只要有明显的收入不平等现象，也要认定扶贫对象，做好扶贫工作。”这是浙江扶贫工作在率先转型中的可贵探索。

　　浙江扶贫的一个大理念，是坚持把扶贫开发融入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之中。“为什么一些地方发展滞后，为什么一些农民收入低下，是因为这些地方和这些农民没有融入到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进程。‘三化’是现代化进程中创造社会财富的发动机，远离财富创造，就谈不上财富分配，自然就发展滞后、收入低下了。为什么一些地方、一些农民没有融入到‘三化’之中？这里，既有宏观上‘三化’模式问题，也有微观上这些地方的发展条件、这些农民的发展能力问题。所以，区域扶贫的重点就是要改善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条件，而人群扶贫的重点则是提高低收入农户的发展能力。”邵峰说。顾益康则把这个过程概括成：破穷障、挪穷窝、改穷业、挖穷根。

　　顾益康强调，减缓相对贫困的扶贫，政府的职责是创造发展环境、提高农民素质，而农民致富关键要靠自己在市场经济里找寻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