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金改的底层设计

　　温州金改正式实施一年有余。外界对其经历了高预期和低成效的认识落差，备受关注的个人境外直投、利率市场化等金融创新并未成为现实。

　　与此同时，前海、义乌等地金改方案陆续获批，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也被认为将推行大力度的金融改革开放措施。

　　“温州金改是浙江致力于通过‘底层设计’来推进草根金融发展，解决‘两多两难’问题。”10月23日，浙江省分管金融的副省长朱从玖和其他主管部门领导接受了财新传媒等媒体的采访，讲述温州金改一年来的成效和未来路径，诠释外界对“三大落差”（工作进程与民众期望有落差、现有服务体系与小微企业需求的落差、民间借贷活跃与监管力量薄弱的落差）的质疑。

　　朱从玖亦强调，温州金改亦需要“顶层关怀”，很多事情温州、浙江都没有权限去做。例如，在丰富金融业态方面，民营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设立需要政策支持；利率市场化方面，通过负债方产品创新、银行间产品设计等方法，浙江层面也需要支持。

　　今年48岁的朱从玖，于2012年5月从证监会空降浙江。他曾就职于人民银行、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摆在朱从玖面前的任务，是温州金改的重要课题：“两多两难”——民间资金多、投资难，中小企业多、融资难。彼时，温州正经历着企业资金链断裂引发的系列问题，温州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凸显。

　　朱从玖深知温州金改与上海、深圳等地金融改革安排的侧重点有很大不同，其核心是对民间金融、小微金融、草根金融，通过改革实现规范和良性发展，是着眼于“小”、收效于“大”。

　　“我们改革要解决的就是深层次体制机制中已有的一些问题，和一些已有政策但落实不到位的问题。”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行长张健华说，不要以为现在民营银行没批下来，资本项目没开放，就说改革没有成效。

底层设计

　　朱从玖说，“我们在做的就是针对基层金融，这是最薄弱的、最难监管的部分，很多机制都不健全，但是自然发展起来的。金融的‘木桶效应’短板就是小微、三农这样的基层金融。”

　　温州市市长陈金彪曾透露，温州的民间资本非常丰富，初步估计有6000亿元的民间资本。民间资本的引导和规范是温州金改的重要脉络。

　　“温州金改是从底层开始布局。”朱从玖说。

　　诸如创建民间借贷服务中心，发布“温州指数”。“温州指数”，即温州民间融资综合利率指数，主要反映民间金融交易活跃度和交易价格，是温州开展金改以来推出的重要指标，综合囊括了温州民间借贷服务中心利率、小额贷款公司放款利率、民间资本管理公司融资价格、社会直接借贷利率以及其他市场主体利率水平。

　　今年1月至7月，“温州指数”曾连续七个月下降，8月止跌回升，9月环比继续上升0.06个百分点，达到20.14%，显示当地实体经济趋向活跃。

　　财新记者在温州民间借贷服务中心了解到，截至目前，该中心帮助成交民间借贷总额度是16亿元，前来登记的更多的是放款人，和庞大的民间借贷市场相比金额尚小，对场外交易也缺乏强制登记手段。

　　对于不愿来登记借款的原因，温州一家企业主说，首先是在该处借款同样需要抵押物，借款并不容易；其次是不愿意在借贷登记中心备案借款信息，并需要公开自身的真实信用状况；而且，借贷中心只负责登记功能，不会承担责任风险。

　　再有就是促进民间资本参与金融机构改制。温州的民间资本发起设立民营银行试点方案，已上报国务院；探索民间资本设立证券公司、专业性保险公司、信托公司、租赁公司等。

　　朱从玖还力推优先股。他认为温州民间资金很多、利息较高，很符合优先股要求，概念上若能转成优先股，保障较高、利息也比股息高，又不摊薄股权，在浙江小微企业会有很大前景。

　　在深化地方金融组织与金融机构的体制机制改革方面，温州市积极推进企业规范改制，目前已推进多家企业进行股改；大力发展小贷公司，全市小额贷款公司发展至33家，平均注册资金与贷款规模在全省名列前茅；推动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建立了几十家农村资金互助社试点。

　　此外，《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草案）》《关于进一步深化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意见》、地方金融监管文件和各类金融组织的监管方法等配套性法规和政策即将或者已经出台，初步形成地方金融监管机制的雏形。《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草案）》如获得通过，将成为全国首部金融地方性法规和首部专门规范民间金融的法规。

　　“创新有原创性的，也有集成创新，把现有的政策用好用活，挖掘好它的潜力，特别是现在一些正规金融机构对服务小微贷款实体的作用做了很多探索。”张健华说。

　　陈金彪认为，温州金改一年最重要的变化是，全国各地好的金融载体和模式在温州，从无到有，并逐渐成熟。地方金融组织体系、资本市场体系、金融防护体系、金融监管体系四大体系的雏形也在逐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