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记者 汪苏）中国正在推进粮食价格形成机制改革，但仍有一些人士担心，取消政府保护价格会威胁中国的粮食安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表示，粮食安全就是供求问题，市场既然能够调节供求，就能调节粮食安全。
“十八届三中全会为什么提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就是因为市场能够满足需求。”他表示，如果短缺发生，价格高了，农民就去种了。稻谷的生产周期是半年，小麦是一年，完全没有问题。
因此，柯炳生认为，接下来，对包括粮食在内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改革，方向应该是“实行真正的价补分离，采用类似欧盟的政策，按土地面积给农民直接补贴，跟任何产品、价格都不挂钩。”
柯炳生总结，自2014年起，中国陆续对棉花、大豆、玉米等品种的托市收购改革后，中国目前的农产品补贴政策，大致是三类并行：对于水稻和小麦实行的最低收购价政策，相当于欧盟以前实行的保护价收购政策；对于棉花实行的目标价格政策，相当于美国目前实行的价格损失保障政策；而对于玉米试行的定面积定额补贴，则接近于欧盟的脱钩补贴政策，但差别是，中国的补贴仍与特定产品挂钩；如果对所有的产品实行，就基本相同了。
他曾指出，试图通过目标价格来摆脱托市收购造成的困境，是行不通的，甚至适得其反。目标价格制度并没有改变价格支持扭曲资源配置的本质。中国不应在价格补贴上再做文章。
而中国去年开始对玉米实施的生产者直接补贴制度，柯炳生认为，“很不容易，效果很不错，解决了很多问题”。但是，执行起来，也很纠结。中国之所以决心改革玉米托市收购就是因为玉米库存压顶，要调减玉米面积。去年籽粒玉米调减面积3000万亩左右，今年还要再减1000万亩。但为了减轻农民利益受损，又给种玉米的农民补贴，政策指向有矛盾之处，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部分调减效果。
他认为，化解中国农产品领域矛盾的关键是让市场机制在农业领域也发挥决定性作用，“让补贴与价格真正分离”。
柯炳生今年的提案就是《关于借鉴欧盟经验，实现农业“价补分离”政策的建议》。他援引美国、欧盟经验表示，中国目前的情况，美国和欧盟都出现过。美国和欧盟最新农业补贴政策的共同特点是：不干预市场价格，市场价格由市场供求机制决定，又反过来调节市场供求关系。政府也不再对市场过剩产品进行收储。
欧盟的改革更为彻底。他介绍，欧盟的补贴政策是一个颠覆性改革的过程。2003年以前，欧盟长期实行保护价收购制度，当市场价格低于保护价时，政府就进行干预性收购。这样做，一方面，使欧盟内部的农产品市场价格远远高于国际市场价格，从而不得不采取高进口关税保护；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大量的过剩和补贴，最多时农业补贴占到了欧盟预算的70%以上。农业高补贴让欧盟财政难以为继，还招致了WTO谈判中的争端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欧盟在2003年对价格补贴政策做了颠覆性改革，取消了几乎所有农产品的保护价收购制度，代之以单一的“脱钩补贴”政策( decoupled payment)。即：补贴只与基期土地面积多少有关，而与种植什么产品、产量多少、市场价格高低等均不挂钩。
柯炳生表示，这项政策实行之后，效果很好，获得了普遍认可。财政支出可控，现在全部农业补贴占欧盟预算比例已经降低到40%以下；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更合理，欧盟的农业更有竞争力；补贴属于绿箱政策，不再有WTO贸易争端。2013年，欧盟又对上述政策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整完善，但方向不变，强化了补贴对土地的关联性，要求农民注意保护土地和环境；更强突出市场导向。
柯炳生认为，欧盟现在的做法，更适合于中国。欧盟在2003年前的情况，与中国2004年实行保护价收购政策以来的情况高度相似。而欧盟的改革成功化解了诸多矛盾，并且方法简单，补贴效率高，使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
他建议，国家决策部门组织力量，对欧盟农业补贴政策实地考察调研，进行更直接、更细致、更系统的研究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情况，提出未来中国农业补贴政策的一个系统性的涵盖所有产品的一揽子改革方案。
柯炳生告诉财新记者，其实，稻谷、小麦的改革难度要比玉米小得多，因为玉米主产区在东北，人均种植面积大，而稻谷、小麦的主要种植区域，单家单户的经营面积小，“同样降两毛钱，亏得少”，农业收入对其总收入影响不大。
“‘价补分离’是中国农业必须要走的一道坎。”柯炳生表示，保障粮食安全，不是靠保护价格，而是要提高中国农业基础设施水平，依托科技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