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聘任由党委来做吗？
谢平：不是，是委托第三方或组织专家委员会来招聘。
记者：建设银行在去年取消了员工的行政级别，不久前中行宣布取消了行政级别，其实际的影响如何？
谢平：市场化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人力资源定价机制的变化，特别是把人力资源定价标准统一到市场化的绩效定价上来。中国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政府部门实行统一的行政级别制度，并与住房、工资、养老、汽车、医疗挂钩，这套激励制度要全部改革是很难的。但国有银行局部突破是可能的。中国银行取消了行政级别，建设银行也已经取消了员工的行政级别。大家已经认识到行政级别对现代化商业银行运作的约束。行政级别也是对人力资源的定价方式。对人的定价是目前金融理论最难的一部分，我的几个博士生在研究。现代市场经济的经验证明，你只能走一种定价模式，两种都走就会扭曲人的思想和行为，管理者的人格行为就会分裂。事实上，这些年很多领导干部出问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中行、建行在这一问题上比较清晰，薪酬制度实行市场化，一是收入货币化，不搞实物性分配，比如进行车改房改。二是固定部分和奖励部分分开，活的奖励部分与业绩挂钩，比较重大。三是隐性收入表面化，该交税的要交税。
记者：不过对于收入差距拉开，外界也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现在商业银行薪酬制度改革中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差距过大，管理人员只享受市场化的收入，不承担市场化的风险，风险和收益不对称。
谢平：高管人员的工资收入在公司章程和公司法中都有明确规定，在年报中披露。差距究竟拉到多大要看今年的年报，现在社会上的传言都没有根据。一般管理人员与职工的收入差距不会很大。
接着刚才的话题，治理结构方面的第五个深刻转变表现在经营管理制度设计的科学化，通过成立各种各样的专门的委员会，实行了信贷审批制度、问责制度、审贷分离制度等，风险管理过程基本上采用了目前国际上现代化大银行的风险控制模型。实际上，BIS对银行内部风险管理制定了许多标准，大部分可以照搬，用不着再去发明什么。
其中最主要的是中行和建设银行业务的自主权完全集中在董事会，各级政府对其干预几乎不存在。这一点对两家银行的管理影响很大。我们都知道，工、农、中、建受到各方面的压力。中行建行改革后，股东多元化，尤其是上市以后，要对所有的投资者负责，政府干预可以基本消除，因为谁都不敢了。
记者：又回到老问题了，如果总行的行长、董事长还是由组织部任命，他们的目标可能还是追求更高的行政职务，很难摆脱政府的影响。
谢平：他们的所有讲话、签字都会被记录在案。银行风险管理和风险控制方面不能像以前那样，一个人就有审贷权力，而是有了制度约束。在原来行政级别的激励下，行长可以用贷款作政治交易，换取自己的政治级别，尤其是省分行行长，用多贷款的同时制造不良贷款来换取一个副省长，人大副主任。这种行为现在可以由内部风险控制机制来制约，用董事会监事会的监督来制约。我们应当承认，四大行的不良贷款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政治交易的结果，是用贷款换行政级别这种激励制度下造成的。
记者：最近中行下发了《关于一级分行开展流程整合工作的指导意见》，建行也制定了《业务组织结构改革方案》。这种组织结构改革的重点在哪里，实际效果如何？
谢平：组织结构的扁平化，按业务流程和产品线实行垂直化管理，是公司治理方面改革的另一大进展。这项工作正在进行中，在一些省试点，其中关键问题是如何对待省分行。
原来中行建行分支机构是按行政区划设置，改革后省分行的定位和未来业务功能分配是关键。这在管理上从块到条的转变，两家银行都要成立专门的银行卡分支机构，专门的数据处理中心，专门的贷款评估中心，建立内部垂直的稽核审计系统。
在这方面，现代电脑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股份制解决了制度问题，IT解决了技术问题。全行进行统一数据管理后对于风险管理、组织结构影响非常大，比如省分行就没有自己独立的资产负债表了，分行的概念只是个行政概念了。全行数据都共享，控制就加强了。中行开平案件的发现就和IT技术有关，今后分支机构一旦再出现内部人盗窃联行资金的行为，警报就会响。股份制度的改造，IT 技术的支持使内控制度加强了。
“两行的数据是真实的”
记者：中行和建行在清理不良资产中得到了很多政策支持，实际进展怎样？
谢平：银行规范经营必须排除各方面的干扰，这需要区分历史原因和制度原因，在明晰责任和透明度前提下进行不良资产处置。
中行建行的不良资产分几个步骤进行了处置，损失类贷款用原来的所有者权益进行了冲销；可疑类贷款用市场化的方式卖给了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留下少量的次级类的也基本提足了拨备。这就涉及到历史原因问题——如果是外部历史因素造成的，应该通过国家和机构多方努力的方式解决；如果是内部责任人造成的，就必须严格追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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