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民银行任职多年的谢平一直是银行改革风口浪尖上的人物。今年9月他出任汇金公司总经理的消息传出后,甚至被业界视为汇金公司“由虚转实”的标志。
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实质突破在哪里,在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重大变局中,汇金公司和谢平本人究竟担任什么样的角色,成为业界十分关注的问题。10月18日,谢平接受了记者的独家专访。
尽管身份已是汇金公司总经理,目前谢平仍然在国企大厦7楼——他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局长时的房间办公。同样不变的,还有他的干净果决和具有控制力的工作风格。
外汇注资的多重价值
记者:最近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都完成了股份制改造,此外,并没有更为具体的改革措施出台,因此外界对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有某种程度上的疑虑,认为没有太大的突破。你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谢平:这次银行改革在很多方面有突破。首先是以注资为核心的财务重组,通过资本充足率提高,全面提高了两家国有银行的市场价值。
这次注资不是账面游戏,而是真金白银的资本金注进去。原来中行和建行账面上有资本金,但其资产方有很多信贷和非信贷类的资产损失,事实上资本金小于损失,拨备没有或者很低。从广义的资本充足率来看,损失应冲销资本金,因此其原来的资本金就不存在了。如果按照巴塞尔的规定,按照中国银监会的资本充足率的计算公式,没有这次注资,这两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可以说是负数。
因此,这次财务重组首先用原来的资本金、2003年的利润和原有的拨备,把历年损失都核销掉,然后注入的资本金就是真正的“为正值”的资本金了。所以,这里关键的一点是国家新注入的资本金不是用来填补以往的窟窿。这两家银行现在的资本充足率超过了8%,加上次级债券,建设银行达到了8.5%,中国银行达到了8.1%。两家银行的拨备覆盖率也大幅提升,中行达到60%,建设银行是87%。如果换算成资本市场的市值概念,这两家银行的市场价值大幅度提高。每股净资产原来是负的,现在能够达到上市的要求。
记者:不过人们对注资也存有一些异议,有人认为注资实际上是虚的,只是一个账面的数字,是不能动用的。
谢平:这样说不对。这次注资是“真金白银”。这在今年上半年中行建行的报表中能看出来。两家银行把这些资本金用在其海外资产上,每天都带来收益,现在海外市场上无风险的收益率大约有3%(以美国国债收益率为准)。中行和建行还可以自由支配这些资本金,比如存在外国银行,或者是买债券,或者发放外汇贷款等。
记者:对于建行和中行引进战略投资者的情况,目前的进展如何?
谢平:这正是改革所带来的另一个结果,就是为吸引新的股东和战略投资者打下了基础。以此实现国有银行产权多样化,这既是产权制度改革,也促进治理结构改善。由于中行、建行的财务状况好转,国内外购买他们股权的兴趣已经提高,一些已经在谈判之中,并且不断有潜在投资者来询问有关股权投资问题。可以肯定的是,中行、建行以资本金补充为起点,通过财务状况的全面好转和市场价值的提升,必然对中外投资者形成投资吸引力,以此推动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向所有制结构多元化方向发展。
记者:但也有报道说,海外投资者并不感兴趣。
谢平:不能这样说。海外投资者很感兴趣,找我谈、想从汇金买股权的就有不少。不过具体是哪一家,现在还不能说,对方也有保密要求。
记者:这次改革对中国银行监管制度有什么影响?
谢平:这也是改革所带来的另一个重大突破。中行和建行的改革对中国银行业监管的规范化起到了基础性推动作用。原来监管部门对四大银行的监管采取的是特殊待遇,因为他们是国有的,隐含着国家信用和国家担保,因而事实上没有完全按照审慎监管原则对国有银行实行严格监管,这就导致了监管对其它机构的监管歧视性,监管体制也就无从规范,也就无从建立银行类金融机构的监管标准,容易产生监管套利的情况。
现在这两家银行的改革为建立公正、公平、公开、统一的监管框架有很大作用。例如对资本充足率的统一监管、对信息披露的统一监管、对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的统一监管等方面,逐步实现国有银行和非国有银行监管标准真实统一,这对中国商业银行到海外设立分行、开展海外业务,把中国银行真正纳入金融全球化的轨道是有决定性意义的。
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的起点
记者:中行和建行的股份化改造,在公司治理结构上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
谢平:公司治理结构方面是有很多层面突破。首先是按照现代公司治理结构规范设置了内部组织结构。中行和建行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管人员基本按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框架设置,尽管股东人数不多,但股东大会毕竟设立了;董事会是真正的董事会,不像原来中国银行的名誉董事会。表现在董事会和党委的关系上,党委委员在董事会中是少数,董事会成员在党委中是少数。现在两家银行董事会分别有13人,其中汇金有七名董事,独立董事不少于三人。原来的行长和党委书记在董事会中不超过四人。
两家银行经营管理方面的决策权明确规定在董事会。中行建行的副行长中,进入董事会的只有两人,其他副行长级别的人未进董事会。而且两家银行的首席财务官、首席风险官都可从市场招聘。党委只负责党的工作、大政方针和思想政治工作。银行的经营战略和风险管理,由董事会负责,行长对董事会负责。这就真正明确了各方的权力边界,为建立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银行体制确立了内部组织结构基础。
记者:事实上人们质疑的就是这一问题:董事长、行长由中央组织部任命,级别一样,都是中管干部。这样行长就只会对组织部负责,对任命他的人负责,而不会对董事会负责。大家都十分担心这一问题会影响整个公司治理结构甚至影响两家银行的业绩。另外,为什么两行的高层管理人员仍然要延续“党管干部”的原则,而不进行彻底改革?事实上,这些年银行高管人员落马的比例不小,比如王雪冰、朱小华、梁小庭、段晓兴、刘金宝等人。
谢平:应该说,目前进行的改革改变了银行业原有的政企不分状态,实现了银行管理权力的科学划分。新的国有银行董事会虽无权任命行长,但依据《公司法》有权向中组部建议罢免行长。特别在两行上市以后,股东们、投资基金经理、媒体都会公开评价高管的业绩,由此形成巨大压力。虽然这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突破,但毕竟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由于这两家银行是整体改制,整体改制中成立的董事会是“最终”的董事会,这与其他国有大型企业相比是一个突破,他们采取集团公司的形式,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实际上仅仅是下属子公司的董事会,董事长还是集团公司的一把手。
实际上,组织部门非常支持这次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做了很多的突破。比如,董事会成员不一定都是中管干部。中行和建行董事会中就有两三个海外人士担任独立董事;汇金派出的董事也不是中管干部。原来的中管干部(比如行长和副行长等四人)也是董事会成员。在董事会内部,他们的身份首先是经营决策者而不是党务工作者。因此,应该说即使这次在中行建行的干部制度方面没有实行最彻底的改革,还是在体制上进行了可贵的探索,迈出了一大步。这就引起了治理结构上的深刻变革:行长等高管人员的行为已经在董事会、监事会的监督之下,而不是组织部门的监督之下。董事会对高管人员的日常管理行为进行监督和评价,必然会对他们的行为构成压力。他们的任何不良记录都是有案可查的。
此外,通过上市可加大对银行的外部激励。为什么一定要上市,特别是要在海外上市?就是要通过市场的压力,通过透明度的约束,通过证券监管当局对上市公司的严格要求,通过股价的变化,通过媒体对两家银行经营行为的高度关注,形成对高管人员的压力。这一点已经在两家海外上市的保险公司表现出来,将来在两家银行中表现将更为明显。
在此,不要把党管干部与公司治理结构对立起来,其实中组部也在突破,可以说是与时俱进,尽管没有一步到位实现全面市场化,但应该承认有突破。比如中国银行已经用市场方式内部聘任了两个省分行行长,中行香港方面的高管人员在全球范围内招聘,这些过去都是正厅级干部位置。现在总行的首席财务官和风险官也要采取市场聘任的方式,这些职位都是总行副行长级的,原来要经过中组部的,现在董事会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