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记者 单玉晓）“生的还不够多、生的意愿不够强、越来越不敢生。” 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已经开幕，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表示，自己重点关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建议出台全方位配套措施。
2016年是中国全面二孩政策实施首个整年。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全年出生人口同比增加131万人，抽样调查也显示，部分省份出生率下降。国家卫计委也曾对外披露，2016年，二孩及以上占中国出生人口比重超45%。
结合上述数据，朱列玉分析，尽管2016年新生人口数量达到预期，但未实现所谓“爆发性增长”，新增二孩释放的是积压的生育意愿，比如许多身体条件允许的“70后”赶上政策开放好时机，满足生育二胎的愿望。但由于这一群体并非医学上通行的最佳生育年龄，其生育意愿释放也顶多能持续两到三年。此后,“80后”“90后”将成生育二孩主力军，这批人的生育愿望有多强，还要打个问号。
财新记者了解，今年2月22日“二孩家庭日”到来之际，由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广州市妇联指导，母乳爱志愿服务队、广东新闻广播和微信公众号“我要生二胎”进行了一项网络调查，并联合发布“二孩幸福指数”。该项调查通过新媒体渠道征集了近万份问卷，其中二孩家庭占59%，其中一半的二孩年龄在0-1岁之间，为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出生的首批二孩。调查中，72%的受访者在养育二孩的同时，还面临着养老的压力，在“你最大的压力源”的问题项中，近四成选择“孩子小，老人老”。
朱列玉认为，“80后”“90后”中的独生子女较多，他们所面临的“上有四老下有一小（或两小）”的“夹心层”压力将压抑生育意愿，老人养老的压力越来越大，而孩子的成长速度并不能加快，加之面临房价、工作等生存压力，“夹心层”想生不敢生，敢生也养不起。
针对前述问题，朱列玉建议，应出台四方面配套措施，助力全面二孩政策向前推进。
首先，进行税收制度尤其是个人所得税改革。
朱列玉表示，经济收入是年轻夫妻考虑是否生二孩的重要因素。国家在通过税收制度调整年轻夫妻收入，助力二孩政策全面推进方面，最直接的手段即是改革个人所得税，调整年轻夫妻收入。
“但个税征收不能光看一方收入，还要看配偶一方有无工作收入以及他的负担多重——是负担一个孩子还是两个孩子以及要不要赡养父母，甚至有的独生子女夫妻可能还要赡养两对父母。”朱列玉认为，以家庭为单位征收个税，能为年轻夫妻减负并促进其生育意愿。
其次，加快妇幼儿科及幼儿教育资源的建设与均匀分布，让二孩到来后，有地方读书、有地方看病。
朱列玉提出， 全面放开二孩将增加人们对医疗资源的需求。中国各地医院卫生体系应积极医疗资源整合，加大对妇产科、儿童科其他医疗设施的投入，如在医院基础生育设施、儿科配套医疗设施方面加大投入。在加强妇幼医护人员的培养上，可以着重培养各妇产专科医院和综合医院妇产科急危重症救治的能力，应对突发医疗状况的能力，有条件的可以建立助产实训中心，建立健全基层产院、产科和大医院应急转诊通道。
同时，应加大对普惠性幼儿园的投入，打造多个平价类优质幼儿园，加强对幼师行业教育人员的引进和培养，并做好密集人口社区的学区规划。
“ 普惠性幼儿园是指面向大众、收费较低、保教质量有保障的幼儿园。中国在未来几年内应当加大对普惠性幼儿园的投入，努力打造多个平价类优质幼儿园以满足新生孩子的教育需要。”朱列玉说。
第三，加快养老建设，落实和增加对独生子女家庭的社会补偿。
朱列玉表示，中国应加快养老建设，不仅在养老领域引入民营资本，还要增加公立养老床位，保证确保老有所依。中国还应落实和增加对独生子女家庭的社会补偿，践行当年推行独生子女政策的承诺。当年“只生一个孩子好，国家来养老”的那一代人面临子女养两娃、老人养自己的窘境，国家应面对当年政策执行存在的问题，对现有的独生子女家庭减负。
第四，落实中国企事业单位生育保险制度，减少女性就业歧视。
朱列玉表示，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不少女性徘徊在生与不生的边缘，问题的关键在于生育二孩时的生育保险制度和职业发展保障。
“有生育二孩意向的女性年龄多在30岁至40岁，这年龄段通常是女性职场上的黄金期。很多女性在有了生育二孩的意向，但考虑到单位、公司的生育保险制度，职场晋升机会、劳动力市场的隐性歧视问题，往往就变成想生又不敢生。”朱列玉说。
针对这一问题，朱列玉建议加强劳动力市场的监管，消除性别歧视，确保女性在生育期间可以真正享受到生育津贴，对雇佣生育期妇女的企业则可以给予适当的减税优惠等，缓解妇女生育面临多方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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