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en提议，在贸易战的喧嚣中，需辨识中美经贸问题的症结所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切实、遵守全球贸易规则的解决办法。

　　胡舒立认为，应从中美贸易争端为线索，深入剖析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和思路。 

　　Bair比较了中美金融监管的不同之处。她表示，中国去杠杆、合并原保监会和银监会等措施彰显了政府加强金融监管的决心。相比之下美国试图放松银行监管，Bair认为在经济向好的情况下，“金融管控应从长期考虑而非只顾刺激短期增长”。

　　Pruzan肯定了中国金融科技近年来的飞速发展，如阿里巴巴的移动支付技术。他同时指出，若想加大中国金融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中国需继续改善其市场规则，对外国公司与本土企业一视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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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scher赞成从长期角度规划金融体制，“需要让决策机构考虑到80年后所处的局面。”他指出，经济学家需要仔细考量，理想的金融体制究竟应有多大的危机承受力。Fischer还赞扬了中国在本次贸易纠纷中表现十分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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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金勇表示，当下TPP试图孤立中国、美国对中国国有企业的存在成见，国际社会应消除对中国经济体制的误解。比如，很多国企成立之初，都是由管理某个特定产业的国家机构转变而来的。“中国能够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是因为政府选择了一条实际可行的、由市场驱动的发展道路。”在过去经济成就的基础上，中国未来面临的巨大挑战是如何在提高收入水平、劳动力成本攀高的情况下，保持高生产力和竞争力水平。

　　他还表示，当下持续发酵的中美贸易争端或许不是针对中国相关贸易规则，而是美国对《中国制造2025》感到焦虑，美方担忧其全球经济领导地位终将被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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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任美国奥巴马政府首席经济顾问的Furman表示，特朗普政府希望达到中美贸易平衡，但经济学的入门人都了解，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并不能解决一国的贸易逆差问题。另外，中国贸易顺差最大、美国贸易逆差最大之时是10多年前的事，自那以后，全球贸易不平衡的状态已有明显改善。除了外部不平衡，中美还需解决内部收支平衡的问题，而两国在这方面的表现也有进步。

　　Furman还表示，在中美未来的较量中，美国比中国更占优势的一点是，美国25到34岁的人口虽然增速放缓，总体上仍在增加，但中国这一年龄段的绝对人口数量正在缩减。

　　Lardy表示，美国及世界其他国家在过去5年中转变了对中国的看法，这一变化发生的原因在于，中国经济改革的前35年，其发展步速按部就班、私企的重要性逐渐提升。5年前，私营企业对中国GDP的贡献达到了三分之二。但过去5年中，外部观察者认为中国私营部门中，市场的作用开始弱化，国家对资源分配的权力相对有所提升，国企贷款增加而私人投资下滑。

　　Lardy认为，中国未来需加强对国企预算的管控、允许更多市场主导的企业进行并购活动、对外国银行和证券公司等开放中国金融市场。

　　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殷勇表示，虽然美中贸易逆差是美国贸易总逆差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不应忘记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其他成员。中美两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分别利用了它们的竞争优势。如果美国希望硬性改变这个由市场决定的供应链，美国则需要付出更多成本。另外，美国可以通过出口更多服务来平衡美中商品贸易的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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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涛表示，当下全球经济的表现已达2008年金融危机后最佳，但黄金时期并不会永远持续。发达经济体将在短期内加速增长，中长期上则将减速增长。就宏观政策来说，中美等全球重要经济体的财政刺激将逐步紧缩，随着各大央行深入其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全球金融环境将进一步收紧。

　　Cummins表示，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报对公共和私人领域来说非常不同，因此应仔细研究不同投资者对基建投入的动机。总体上不论在美国还是中国，不应低估投资对经济发展的关键驱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