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记者 蓝方
2013年,北京的人口总量已经达到2115万,其中超过800万人都是没有户籍的“外来人口”。
面对城市的过度拥挤和资源紧张,北京市发起了新一轮的人口调控政策。北京高调推进“以业控人”,希望将城市内的低端产业——如服装、建材、小商品批发市场等迁出城区,以带走依附于此的低端就业人群;并将通过打击群租、违建,提高公共交通、水、电价格等方式,不断提高城市生活成本,挤出部分低收入人群。
在既往北京对人口的调控中,首当其冲也是在北京生活工作的低收入劳动者。他们不可能获得北京户口,长时间被排斥在公共福利体系之外;对城中村、城边村的清理和拆除,将他们一次次驱赶至城市的边缘或地下。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郑新业已在财新记者的专访中指出,低端人口不是造成资源紧张的原因,也不是拥堵的原因。以驱赶低端人口为目标的人口调控,对解决北京的城市病无济于事。那么,北京这一系列指向低端人口的调控政策,又会给城市发展带来什么影响?
财新记者:北京此番调控,尤其强调要采用经济手段。首先便提出要“以业控人”,将低端产业迁离北京。这样的思路是否正确?
郑新业:行政性的搬迁低端产业,其实是在破坏城市的经济结构。
现在北京所打击的“低端”产业,全是纯市场行为,有需求才存在。迁走“低端”的服装市场、建材市场,高端的产业不会填补低端需求,因为对它们来说利润率太低。强制消除“低端”的供给,受损的是拥有这些“低端”需求的普通市民,他们生活的便利性将大打折扣。
财新记者:但一些官员认为,市民的一些需求可以升级、供应可以升级。如拆除了菜市场,可以有超市替代;迁走了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可以有淘宝替代。
郑新业:迁走的服装、小商品市场,电商可能可以填补这部分的市民需求。但在网上买了东西,送快递的人是否是“低端人口”?他们骑着电动车送货,会不会又造成污染和拥堵?过去是几个小姑娘相约乘坐地铁到动物园买衣服,现在是来自不同地方的快递将每件衣服单独打包,由不同的人送去不同的地方。整个物流、交通、能源的损耗根本不会因为低端市场的迁离而减少,甚至可能增加,无非是从一种形态的低端,变成了另一种形态的低端。
又例如把菜市场给拆了,认为居民可以去附近的超市。除了价格更贵、距离更远,超市要满足人们的购物需要,需要扩张。无非是把原来菜市场里的个体户,变成了现在扩张后的大超市里的雇员。
打击了所谓“低端”的需求,带来的连锁反应往往会损害其他的政策目标。例如清理了街边的修车铺——这是典型的“低端”就业、占道经营,骑自行车的人应该去哪里修车?他没法修车,只好选择去开车或者挤公交,又损害了政府要减少污染、拥堵的政策目标。
财新记者:排斥所谓低端劳动力,肯定会提高整个城市的运营成本。这到底会有助于城市的升级,还是会损害城市的活力?
郑新业:驱赶低端人口更糟糕的后果,是对就业结构的破坏。就业结构是基于社会分工,每个人去做自己最擅长的事。城市的集聚实现了社会分工的最大化,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效率。但现在要把低端人口赶走,那么所谓高端的人,就要花很多时间来做他们并不擅长的事情。
北京城市的竞争力,之于全国,之于全世界,最重要的是它的文化。这里有全国最优秀的教授、医生、运动员、记者、艺术家。破坏这个城市的就业结构,就需要让这些教授、艺术家们花更多时间去打扫卫生、自己做饭。合理分工的就业结构被打破,对北京那些在中国、乃至世界最有竞争力行业的人群而言,他们花在本职工作上的劳动时间就会减少。其结果就是更少的医疗服务、更少的科研、更少的艺术作品,更少的文学作品、更少的教育。城市经济就会萎缩,城市的活力就没了。
当然,只要存在用工需求,所谓的高端人群就需要低端劳动力的服务,这个城市离不开所谓的低端人口。而北京提高低端人口生活成本的做法,无非倒逼用工者提高他们的工资待遇。整个用工成本的提高,又会削弱城市的经济竞争力。
更进一步,北京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对全国都有影响。北京的医疗、教育、传媒、体育,艺术等领域供给减少,会对全国其他地区的产业和居民消费产生不利影响。
记者点评:城市的发展需要各个层次的劳动者。即便是北京所追求的高附加值的高端产业,也需要大量的“低端”劳动力为高端人才服务,需要“低端”服务业满足“低端”人口之需。强制性的排挤低端产业、低端人口,人为抬高城市运行成本,最终丧失的是城市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