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新业：北京驱赶低端人口有害无益

　　财新记者 蓝方

　　2013年，北京的人口总量已经达到2115万，其中超过800万人都是没有户籍的“外来人口”。

　　面对城市的过度拥挤和资源紧张，北京市发起了新一轮的人口调控政策。北京高调推进“以业控人”，希望将城市内的低端产业——如服装、建材、小商品批发市场等迁出城区，以带走依附于此的低端就业人群；并将通过打击群租、违建，提高公共交通、水、电价格等方式，不断提高城市生活成本，挤出部分低收入人群。

　　在既往北京对人口的调控中，首当其冲也是在北京生活工作的低收入劳动者。他们不可能获得北京户口，长时间被排斥在公共福利体系之外；对城中村、城边村的清理和拆除，将他们一次次驱赶至城市的边缘或地下。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郑新业已在财新记者的专访中指出，低端人口不是造成资源紧张的原因，也不是拥堵的原因。以驱赶低端人口为目标的人口调控，对解决北京的城市病无济于事。那么，北京这一系列指向低端人口的调控政策，又会给城市发展带来什么影响？

　　财新记者：北京此番调控，尤其强调要采用经济手段。首先便提出要“以业控人”，将低端产业迁离北京。这样的思路是否正确？

　　郑新业：行政性的搬迁低端产业，其实是在破坏城市的经济结构。

　　现在北京所打击的“低端”产业，全是纯市场行为，有需求才存在。迁走“低端”的服装市场、建材市场，高端的产业不会填补低端需求，因为对它们来说利润率太低。强制消除“低端”的供给，受损的是拥有这些“低端”需求的普通市民，他们生活的便利性将大打折扣。

　　财新记者：但一些官员认为，市民的一些需求可以升级、供应可以升级。如拆除了菜市场，可以有超市替代；迁走了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可以有淘宝替代。

　　郑新业：迁走的服装、小商品市场，电商可能可以填补这部分的市民需求。但在网上买了东西，送快递的人是否是“低端人口”？他们骑着电动车送货，会不会又造成污染和拥堵？过去是几个小姑娘相约乘坐地铁到动物园买衣服，现在是来自不同地方的快递将每件衣服单独打包，由不同的人送去不同的地方。整个物流、交通、能源的损耗根本不会因为低端市场的迁离而减少，甚至可能增加，无非是从一种形态的低端，变成了另一种形态的低端。

　　又例如把菜市场给拆了，认为居民可以去附近的超市。除了价格更贵、距离更远，超市要满足人们的购物需要，需要扩张。无非是把原来菜市场里的个体户，变成了现在扩张后的大超市里的雇员。

　　打击了所谓“低端”的需求，带来的连锁反应往往会损害其他的政策目标。例如清理了街边的修车铺——这是典型的“低端”就业、占道经营，骑自行车的人应该去哪里修车？他没法修车，只好选择去开车或者挤公交，又损害了政府要减少污染、拥堵的政策目标。

　　财新记者：排斥所谓低端劳动力，肯定会提高整个城市的运营成本。这到底会有助于城市的升级，还是会损害城市的活力？

　　郑新业：驱赶低端人口更糟糕的后果，是对就业结构的破坏。就业结构是基于社会分工，每个人去做自己最擅长的事。城市的集聚实现了社会分工的最大化，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效率。但现在要把低端人口赶走，那么所谓高端的人，就要花很多时间来做他们并不擅长的事情。

　　北京城市的竞争力，之于全国，之于全世界，最重要的是它的文化。这里有全国最优秀的教授、医生、运动员、记者、艺术家。破坏这个城市的就业结构，就需要让这些教授、艺术家们花更多时间去打扫卫生、自己做饭。合理分工的就业结构被打破，对北京那些在中国、乃至世界最有竞争力行业的人群而言，他们花在本职工作上的劳动时间就会减少。其结果就是更少的医疗服务、更少的科研、更少的艺术作品，更少的文学作品、更少的教育。城市经济就会萎缩，城市的活力就没了。

　　当然，只要存在用工需求，所谓的高端人群就需要低端劳动力的服务，这个城市离不开所谓的低端人口。而北京提高低端人口生活成本的做法，无非倒逼用工者提高他们的工资待遇。整个用工成本的提高，又会削弱城市的经济竞争力。

　　更进一步，北京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对全国都有影响。北京的医疗、教育、传媒、体育，艺术等领域供给减少，会对全国其他地区的产业和居民消费产生不利影响。

　　记者点评：城市的发展需要各个层次的劳动者。即便是北京所追求的高附加值的高端产业，也需要大量的“低端”劳动力为高端人才服务，需要“低端”服务业满足“低端”人口之需。强制性的排挤低端产业、低端人口，人为抬高城市运行成本，最终丧失的是城市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