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建清谈工行改革

　　（凌华薇 张小彩）岁末年初，中国工商银行不期然成为了媒体追逐的中心，注资重组的传闻此起彼伏。与此同时，在轰轰烈烈的财务重组之后，先行注资的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并未如外界想象的那样迅速脱胎换骨。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究竟应以什么样的顺序、步骤、节奏推进，再次成为舆论追问的核心问题。

　　2005年2月1日下午，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姜建清接受了记者的专访，畅谈工商银行乃至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重点和难点。

改革不是百米赛跑

　　针对外界沸沸扬扬的注资模式、注资金额、注资时机的讨论，姜建清首先声明：“我现在不能谈，也没有这个权限谈。我能说的是，工商银行正在积极准备，等待中央、国务院对工商银行改制方案的审批。”

　　姜随后对财务重组和内部改革的关系做了阐述，表示现在有人把改革简单理解为财务重组，甚至工商银行内部也有员工这样看，而他在很多场合表示过不同意这种说法。

　　姜建清称，银行改制方案包括财务重组、成立股份公司、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乃至上市等内容，但这些都不是改制的核心，是在短时间内就可以完成的工作。完善公司治理才是商业银行深化改革的核心。

　　“建设真正的商业银行，最重要的是公司治理的完善，包括法人治理结构、经营模式、增长方式、资产结构、财务结构、组织结构、内控管理及业务流程等诸多方面的改革。这将是一场彻底的革命，需要持续不断的努力，是跑马拉松的工作。”

　　中国工商银行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商业银行，截至2004年底，工商银行总资产达到了5.7万亿元，信贷资产达到3.7万亿元。1999年工商银行的经营利润尚亏损175亿元，但2000年开始盈利，当年是100亿元，2004年经营利润实现747亿元，大概是2000年的7.5倍。

　　2000年剥离部分不良资产之后，五年来工商银行的不良资产余额净下降了2066亿元，平均每天下降1亿元还多，其中不良贷款余额下降1282亿元，非信贷风险资产余额下降784亿元，不良资产率和不良贷款率分别从1999年6月底最高时的42.5%和47.5%降至了2004年底的14.2%和19%，分别降低了28.3个百分点和28.5个百分点。下降幅度之大令人咋舌。而与此同时，工商银行宣称，1999年以来新发放的不良贷款率只有1.6%。

　　“资产质量要经得起所有的检查和外部评估，关键是保证真实性。”工商银行已连续三年聘请安永对其财务和资产状况按国际标准进行审计，去年安永对工商银行63%的总资产进行了全面审计，其中按五级分类的不良贷款率的误差为1.7个百分点，对此，工商银行当年即进行了调整。

　　上个世纪90年代及其以前发放的“借新还旧”和”还旧借新”等问题，是不良贷款产生的源头，由于有这种因素，银行的不良资产前清后溢，就像在滚雪球。对此，姜建清称，工商银行可在2005年底全部解决“借新还旧”和”还旧借新”问题，切断不良贷款形成的源头。

　　由于历史和政策性的原因，银行曾统管国有企业的流动资金，导致流动资金贷款“供给制”的弊端，国有企业长期以来都是将流动资金贷款当作资本金使用，形成了“流动资金不流动”的现象，形成大量事实上的不良资产，风险很大。2000年中国工商银行这类贷款高达9676亿元，占贷款总额的比例达40%，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并未包括在工商银行当时的不良贷款和被剥离的不良资产中。

　　姜建清称，工商银行从2000年开始，制定了这部分贷款的压缩和退出计划。到2004年年底，还剩下1719亿元，占贷款总额的比例已经降至4.77%。几年累计压缩这部分高风险贷款7957亿元，年均压缩1989亿元。

　　“预计今年这种贷款问题可以得到彻底解决。这比我们原来预想的时间提前了四年。”

　　不惟如此，对于困扰商业银行已久的政策性贷款问题，姜建清对记者称，“1999年以后的贷款已经完全按照商业化运作，基本没有政策性因素影响了。”

银行是一台精巧的机器

　　财务重组易，内部改革难。这是中、建两行带给人们的最大体会。姜建清则把搞商业银行比喻为跑马拉松，不能期望1000米、10000米处的成功，要做持久的努力，须臾不可懈怠。改制确实有难点，首当其冲的是商业银行经营模式和增长方式的转变。

　　长期以来，国有银行存在着“双高”问题，即存贷比高、信贷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高。这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使银行暴露在巨大的信贷风险、利率风险之下。

　　姜建清称，经过几年努力，目前工商银行的经营结构和增长方式发生了较大变化，存贷比由1998年85.6%降至2004年的66%，信贷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由1998年70.4%降至2004年的59.4%，存贷款利差收入占营业净收入的比例逐年下降，中间业务收入和资金营运收入占比不断提升，收入结构趋于改善。

　　2004年工商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实现115亿元，占营业净收入的8.7%，与存贷利差收入之比为14%；资金营运收入377亿元，占营业净收入的28.7%。近几年工行大约关闭了2万个网点，但整体业务并没有因此下降。据测算，单网上银行的交易就抵4000多个传统网点。

　　姜建清表示，这些年工商银行经营状况虽然发生了积极变化，但与建设现代金融企业的要求相比还有很大距离，特别是仍有相当部分管理人员习惯于传统的增长方式或发展思路，习惯于追求规模和数量的简单扩张。“银行就像一台精巧的机器，任何部位、各个零件都不能出问题，这样才能运转得好”。

　　有一种看法认为现在国有银行经营中的一些困难，都是历史上形成的不良贷款和财务包袱带来的，认为只要将这些包袱问题解决了，经营中的困难和问题就完全没有了。对此，姜建清表示反对。

　　他还对未来的风险进行了分析：利率市场化给银行带来很大压力；随着外资银行进入，如果激励机制没有建立起来，将来可能面临人才流失；另一个严峻的问题是，银行内部的两极分化非常严重。

　　从去年开始，中国工商银行对一些地区的分行进行风险压力测算。即测算每个分行的有效资产，测算改制后，把不良资产消化掉，把人员成本、资本金要求、正常的风险拨备全部扣除以后，分支机构能否生存。然后再计算各种风险压力的影响，比如，如果成本上升，或者利率下降、利差收窄等风险因素。

　　“算下来有些分行不良资产非常低，银行盈利能力非常好，风险也低。但也有相当一些地区的分支机构风险很高，盈利能力很小，甚至改制以后可能还要亏损，这就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姜建清同时计算了一笔风险账，他说真正的账面利润至少要扣除三项大的成本：一是财务成本包括税务成本；二是拨备成本；三是资本金成本。依照这三项成本（1%的拨备、0.56%的资本金股东回报，加上营业税边际回报0.25%和财务成本递增0.5%），以及贷款收益估算（按3%的利差计），现在工行贷款资产允许的风险损失成本大概是0.7%左右，也就是100亿元的贷款最多允许7000万元的损失类贷款，或者是3.5%的可疑类贷款，或者是35%的关注类贷款，一旦超过这个标准就会亏损。

内控之难

　　日前发生的中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巨额资金失踪的恶性案件对银行的风险内控机制再次敲响了警钟。此前银监会负责官员曾表示，这与当前银行架构的设置和分支机构权力过大有关。

　　根据国际上的成功经验，大的商业银行一般都对业务线垂直管理，实行事业部制。然而这直接关系到银行分支机构的切身利益和权力调整，因此在中国的银行改革中推行起来颇有难度，甚至一些国有商业银行内部人士认为该经验并不适合“中国国情”。在中、建两行改制后，省分行改革目前尚未全面展开，更遑论业务线垂直管理。

　　对此，姜建清认为事业部制是改革方向，但需要解决两个基本条件。“这首先要有一个非常好的数据库，另外要有一个非常好的统计分析系统，科学地进行业绩价值评价。组织体系上的调整随时都可以进行，但前提是技术、统计上的统一，要上这样大型的计算机系统需要几年的时间，国内银行的技术准备还不足，马上实行有困难。”

　　姜建清把依靠IT进行管理比喻成建管理的高速公路，堵死左右和向后走的路口，只能让银行运行这辆车向前开，这样出“事故”的几率就会小一些。姜建清称，加强内控管理，一是加强资产质量管理，保持资产质量的持续改善、优良、真实；二是加强操作风险管理。他把操作风险定性为不完善的或失败的内部控制，人为的或外部事件造成的损失问题；三是加强对分支机构的管理，深化“下管一级、监控两级”的管理新体制。

　　姜建清认为，中外商业银行最大的差距就体现在管理上，国外先进的银行管理历经百年锤炼，有深厚的文化和技术支撑。这方面中资银行要很好地学习。

　　工商银行从2003年开始，已开始按专业条核算，比如个人住房贷款业务及下一步着手的个人金融业务，就是先按事业部制核算，但组织体系并未调整，“再走一段时间再看，等到统计数据都有了，亏盈都掌握了，再研究组织体系、分配体制上是否需要变革怎么变革。现在时机还不成熟。”

　　事实上，目前工商银行的数据大集中、信贷管理信息系统和去年底刚刚开发出来的会计核算体系、成本核算系统等，在业内都已处于领先地位。科技水平的飞跃的确能带来管理手段和效果的突飞猛进，但这还代替不了一家银行良性信贷文化的建立。如果停留在科技更新换代的基础上放慢对人和利益关系的调整，银行改革仍然面临巨大的风险，这也将成为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过程中的艰难瓶颈。

　　姜建清就表示，商业银行经营得好坏，关键靠管理，最难的也是管理。管理不仅涉及到业务、机构，还有人。如果用人的问题不解决好，用一种错误的指导思想去经营银行，发展越快，就走得越远，偏差越大，就越难纠正。商业银行的一切成绩和进步就是靠人的素质，靠严格和科学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