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会综述】中国老龄化 是挑战也有商机

　　【财新网】（记者 刘佳英）中国正步入“银发时代”，逐渐增长的老龄人口，对中国而言是机遇，还是挑战？

　　“普遍二孩”政策放开后，中国的老龄化压力能够缓解吗？

　　11月6日下午，来自学术界、金融投资业、医药行业的多位专业人士，齐聚第六届财新峰会“老龄化社会：挑战与商机”专场，围绕中国迈入老龄化社会后的挑战与商机，以及二孩政策全面放开后，对整体社会结构带来的影响进行讨论。

　　在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看来，如果不及时改革，老龄化的趋势首先会拖垮医疗，接着“养老再雪上加霜”，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老龄化的趋势中或许蕴含着商机。

　　诺华中国总裁徐海瑛表示，人口老龄化随之带来了医疗需求的增长，尤其在慢性病方面。因此，老龄化社会能够培养出一些世界级的企业，但这还需要政府构建一个更加有效的医疗卫生体系。

　　据徐海瑛观察，目前中国的医疗服务体系，还没有做好迎接老龄化的准备。“我去了很多基层的医疗机构，包括CDC疾控系统，现在很多疾控系统的应急体系还是以传染病为主。”徐海瑛表示。

　　随着老龄化趋势日益明显，一般认为这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威胁极大，包括工作人口占比减少会导致经济放缓、社会储蓄率恐呈阶梯式下降、政府财政负担加重等等。但在讨论中，也有业界人士从中国劳动力结构出发，阐述了不同的观点。

　　汇丰银行亚太区董事总经理、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认为，劳动力数量的增长，从来都不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现在中国的劳动力数量已经到达峰值，未来劳动力数量还会出现下降。“但就中期而言，也就是十三五期间，劳动力每年下降0.2%，是很少的，以人口红利消失作为主要因素，称中国经济增长力必然下滑是不合适的”。

　　屈宏斌还指出，中国人力资源成本正在增加，劳动力的教育程度逐步提高，这一趋势“把劳动力资源源源不断地从低劳动生产率的部门，转移到生产率比较高、效率比较高的部门”，这有助于中国利于用好已有的劳动力存量，抵消劳动力人口下降的影响。

　　对此，瑞银集团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持类似看法。汪涛表示，处于劳动年龄的人口占比虽然在降低，但仍然有劳动力转移的空间。在目前的城镇化水平下，仍有30%左右的就业人口在农村，农村的“蓄水池”仍然有富余劳动力可以转移到城镇。这种劳动力的转移，才跟经济增长正相关。然而，汪涛说，中国当下面临的问题是，仍然存在太多阻碍劳动力转移的因素。

　　汪涛指出，例如中国的教育结构严重失衡、职业教育规模并未扩大、户籍限制较多，这都抑制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2015年10月29日，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闭幕，会议决定实施“普遍二孩”政策。官方指出，放开“普遍二孩”，部分原因是为调整人口结构，给中国经济增长提供动力和活力。

　　但参与峰会的多数人士认为，中国人的生育愿望正在变弱，“普遍二孩”对人口总量的刺激效应，短期内应难以显现，反而会带来工作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下降、人口负债等新挑战。

　　携程旅行网联合创始人、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梁建章指出，年轻人能给企业带来活力和创新，但目前来看，“普遍二孩”政策后，每年增加的人口与上世纪80年代比起来还是很少，而且受经济压力等因素影响，很多夫妇不敢要二孩。

　　“生育政策不是放开二胎就够了，很多年轻人就说不敢生。将来政府推出什么样的配套政策，决定了人口出生率能够提高多少、能多大程度地解决老龄化问题。”梁建章表示。

　　高盛私人财富管理中国区副主席兼首席投资策略师哈继铭坦言，全面放开“二孩”之后，短期内有工作能力的人，在总人口占比会进一步回落，因为原来的人是4：2：1分布，即4个老人、2个中年人、1个小孩，而现在可能变成4：2：2。因此，工作人口占比的下降速度将更快。他担忧，“两个年轻人要承担6个人的生活，一个国家储蓄率高的时候才能比较有利的推高资产价格，储蓄率下降往往是资产价格下降的”。

　　而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魏尚进则指出，在一胎化政策下，中国的性别比例出现了非自然的失衡，目前社会男女比例为115：100。但 “普遍二孩”政策实施后，对调节中国人口的性别比例有重要意义，特别是“从幸福感来讲，普遍二胎对提升国内幸福感，有正面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