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记者 萧辉 实习记者 靳海莲）教育公平问题是每年全国两会热点。如何畅通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纵向流动的渠道，提高农村孩子上重点大学的录取率？在艰难探索中的民办大学何去何从？线上教育是否能弥补传统教育的不足？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期间，财新记者就以上问题专访从农村出身的教育界全国政协委员、新东方教育集团董事长俞敏洪。
俞敏洪认为，“三个定向”招生政策向农村和边缘地区倾斜本身是一种补偿机制，但这种补偿机制要注重公平，要落到实处，不能让当地的权贵占据指标。线上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能弥补东西部地区教育差距，但在实践中，要针对西部地区学生的实际情况，做到有的放矢。对于民办大学，俞敏洪认为目前合适的途径是以实用型为办学目标。他理想中的民办大学是思想性、研究型的人文大学，他表示：“这颗种子藏在心底，希望有生根发芽的那一天。”
民办大学以实用型为目标，更切实可行
财新记者：去年你从民办大学耿丹学院退出来，是什么原因？你觉得民办大学办学存在哪些困境？
俞敏洪：我从耿丹学院退出，是因为我个人的办学理念与学院的理念有差距。现在民办大学虽然发展很快，占高等教育的1/3，但在办学质量、监管方式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民办大学要赶超公立大学非常困难，只能说是艰难生存吧。
民办大学的最大困境在于它的定位，很多民办大学标榜它是非营利性，实际上到最后所有的民办大学都是以盈利为目的。它的经费来源几乎都是大学生自己交的学费，这种学费用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校园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对投资者资金的回报。这样一来，实际投入到教育、研究、研发方面的费用非常少，聘用优秀老师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民办大学的师资力量实际上没法超过公立大学，那“民办大学要超过公立大学”这件事情本身就非常难。
财新记者：国家提出的政策是鼓励民办高校发展。
俞敏洪：国家鼓励扶持民办大学发展，但实际上国家政策对民办大学和对公立大学的政策是不一致的。在资金上，公立大学获得很多国家的资金投入和支持，民办大学极少有国家资金支持。
最关键的是，国家对民办大学和公立大学的政策不一致，民办大学评选教授、讲师是不被国家承认的。民办大学的教师不能享受公立大学教师所拥有的社会保障待遇，如果民办大学不用足够丰厚的待遇招聘老师，优秀教师是很难到民办大学任教。
在审批程序上，国家对民办大学的审批限制仍然很严格，目前70-80%的民办大学挂靠在公立大学下面，成为公立大学的独立学院、附属学院，这些独立学院真要独立出去干自己的活，很困难。这些限制导致民办大学往前走时举步维艰。
财新记者：新修改的《民办教育促进法》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俞敏洪：新修改的《民办教育促进法》，是让民办高校自己去选择是归入营利类还是非营利类。我个人认为大部分民办高校会把自己归入非营利范围，这样它就不用给国家交税，还能获得国家的一些政策补助，但实际上背后做的都是营利性的事情。究其原因，大部分办民办高校的人不把自己看作是高校的创始人，而把自己定位为高校的投资者。对投资者来说，首先是占一块地，期待着这样的教育用地能转化为商业用地，就是打着办教育的皮、谋商业利益之实，当然现在这种土地用途性质转变困难很多了。
投资人办大学想要挣钱，就导致办学不太可能具备教育情怀和长远发展眼光。所以要把中国的民办大学办成世界一流的私立大学，目前来看，还比较困难。
财新记者：跟美国常春藤联盟那些私立大学比较呢？
俞敏洪：中国的私立大学通常是一个人在办学，美国的私立大学是有一个社区或者一个基金会在支撑，比如哈佛、斯坦福，他们的办学目标是培养真正的人才，钱都用在办学上，而中国这样的大富豪几乎还没有。
在国内，民办大学在教学质量上也没法跟公立大学比。但往好的方面看，民办大学对中国公立高等教育是一个非常亮眼的补充，占了1/3多。“中国有民办大学”这一件事本身就是教育的进步。国家也意识到民办大学是中国高等教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政策上循序渐进引导。
财新记者：现有的民办大学办学方向是什么？
俞敏洪：现在的民办大学办学有点乱，既想把自己当做研究型大学，又想往技术、实用型方向发展，有点乱了手脚。比较好的途径是根据学生就业情况，不断调整专业，让专业更切合实际。目前大量的民办大学已经在实用方向靠了。
财新记者：那你如何看待南方科技大学和西湖高等研究院？
俞敏洪：南方科技大学在科研机制上有亮色，但在体制上仍然没有突破限制，实际上是深圳市政府在背后大力支持，变成了公立大学中的一所，而不能说它是纯民办大学。
西湖高等研究院还在筹备中，它的目标是办中国第一所以基础性、前沿性研究为支点，以博士生培养为起点的民办高水平科研教学机构，这个理想非常好，我非常乐于见到它能办成功，但在实际运作中肯定有困难，资金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基础性、前沿学科的科研需要大量资金支撑。
财新记者：民办高校要突围，应该怎么办？
俞敏洪：民办大学要向前走，前提条件是国家对公立大学和民办大学在教师待遇和政策上必须趋同。第二点是民办大学的创始人真的有做教育的情怀和热情，把民办大学办成世界一流大学，而不是把办教育看做一种投资行为。第三点是民办大学应该逐渐有其他经费来源，单一靠学费收入是不行的。
目前中国民办大学最大的可能性是把自己办成一所实用型的、以高级技术、技能为培养目标的大学，这个目标可能会更切实可行些。
财新记者：你从耿丹学院退出后，还有办民办大学的想法吗？你理想中的民办大学是怎样的？
俞敏洪：现在暂时没有办民办大学的想法。但我心里存有这样一个愿望。如果条件成熟，我或许会尽力去办一所我理想中的民办大学。
我想办的大学应该是以文科为主，以思想研究为主。我本身是学文科出身，对思想研究、哲学研究感兴趣。我认为人类一定不能缺乏真正的思想家、哲学家，中国要想在思想上引领世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等着吧，或许我不一定是办一所大学，也可以办一所书院，或者选出一批有伟大思想的苗子进行赞助，让他们按照自己的兴趣进行研究，资金上保证他们衣食无忧，把全部精力用在人文思想研究上。
警惕对农村学生的优惠政策在执行中走样
财新记者：目前社会上有一股“寒门再难出娇子”的论调，大学扩招后，贫困地区学生纵向流动的渠道是拓宽了，还是收窄了？
俞敏洪：农村地区的孩子上大学的整体比例是在提高的，但他们进的大多是二本、三本院校，农村的孩子要考到北大、清华、复旦，太难了。对于名牌高校来说，农村学生的比例是越来越少了，这是一个悲哀的现象。
现在国家对二本、三本院校的重视程度不够，国家在大力打造世界一流大学，这个当然没有错，诺大一个中国，如果没有几所大学是在世界前五十位的，这挺丢脸的。与此同时，我们应该关注二本、三本院校的均衡发展。多数的孩子还是在二本、三本院校，这些孩子水平的提升不仅对他们自身有利，对一个地区的提升也很有作用。
财新记者：教育部提出，2017年继续实施国家、地方、高校三个定向招生专项计划，畅通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纵向流动的渠道，你怎么看三个定向招生专项计划？
俞敏洪：针对贫困地区进行定向招生，我觉得是公平的体现。原因在于，农村地区、边缘地区由于教学质量原因，这些地区的孩子高考分数本身是高不起来的。如果招生名额相对向这些地区倾斜，分数有所下降，他们的高考录取率会高一些。
但是也有值得警惕的地方，我是农村出身，对农村的情况比较了解，这项优惠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可能会被当地的权贵利用、走样。比如在某个山区定向招生，结果发现招来的学生很多都是当地县政府、乡政府干部的孩子，农民的孩子还是很难上大学。所以说，这个政策是好的，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怎么用到点子上，保证公平性是很难的。
财新记者：教育部提出，有关高校要充分考虑农村学生特点及相关地区基础教育实际，简化招录程序，“探索适合农村学生的招生办法”。什么是适合农村学生的招生办法？
俞敏洪：具体的办法我还不了解。把一个农村孩子的眼光、对世界格局的了解，按照一个城市孩子的标准来衡量，就会很麻烦。比如高考出有关机器人、人工智能的题，农村孩子根本就不懂什么是智能机器人，你出个跟互联网相关的题目，他可能也不懂。如果高考真的要照顾到农村孩子的情况，在出题时就要考虑到这些情况。
现在的自主招生，根本就不分这些孩子是来自农村还是来自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农村孩子来北大参加自主招生，看到题目就傻了，根本就不会。你说是因为这个孩子智商有问题吗？不是，是他的生活环境局限了他的视野。如果我当初到北大，有这么一个自主招生的话，我根本就进不了北大。
自主招生只是很小的一部分，那对大多数人而语，什么是适合农村学生的招生办法呢？有的人说，那就把农村孩子高考的题目考得相对简单一些。这也不成，因为会导致一大批有背景的人把孩子送到农村去。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国人在这方面的“智慧”是很深的，希望有关部门能注意到这些情况。
财新记者：教育部提出建立农村学生上重点大学的长效机制。你认为有什么长效机制？
俞敏洪：对贫困地区来说，有一些孩子能上重点大学，对一个地区的发展影响是非常大的。但如何做到，国家政策还在探索中。和前一个问题一样，一定要有一个公平的机制，如果没有公平机制，表面上是录了一大批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孩子，结果一查，都是当地干部、富人的子女，这就起不到实际效果。
怎样让农村孩子念重点大学，一个办法是降低分数，还有一个办法是教育均衡化，把教育资源往农村地区倾斜。第二个办法要花很大精力很长一段时间来做。
线上教育要针对当地实际，有的放矢
财新记者：你认为线上教育能够弥补教育发展的不均衡吗？
俞敏洪：线上教育可以把东部发达地区的优质教育资源引入中西部地区，对于均衡教育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国家在线上教育这一块投入很多，但要注意方式方法要正确。比如把北京一所优质学校的老师课程视频直播放到山区，北京老师面对的学生是将来要上北大、清华的学生，讲的速度快，学生反应速度快，有些地方老师就跳过去不讲了，山区的学生看这个视频就傻掉了，听不懂嘛，因为老师授课对象并不是他们。
山区的孩子就傻愣愣在那看，老师和孩子都特别受挫。我到那个地方去，当地的老师特别着急，他们说这是当地政府规定的要放给学生听，他们不敢不安排，但学生们都烦死了。
我今年在做的一个公益项目就是把新东方的互动智能在线教育系统进入一百个边远地区的农村高中，由新东方的名师通过线上教育远程教学，我们准备跟踪三年，从高一到高三，目标是帮助这些高中每年提升5%左右的高考率取率。
财新记者：今年像“好好说话”这种微课很受欢迎，新东方会不会尝试在泛教育领域做一些改变？
俞敏洪：这也是我在思考的未来发展计划。人类对知识的渴望不仅是刚需知识，还有对非刚需知识的渴望。填补心灵和精神的知识，这也是人类心灵深处最深刻的一种渴望，怎么满足这种渴望，既能够使人们在知识的海洋中有更高层次的追求，又能够利用它产生一种商业模式，这是我一直希望探寻的东西。
财新记者：新《民办教育促进法》出台后，对新东方有什么影响？有考虑回国上市吗？
俞敏洪：新东方从上市那一天起，就归入营利性教育当中，采取公司化运作，向国家交税。新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对新东方影响不大，暂时还没有回国上市的打算，未来再说。
（财新记者盛梦露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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