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高报告高票通过 不应忘记过去“低谷”

　　【财新网】/火线评论（记者 周东旭）最高法院工作报告的高赞成率得以延续。2016年，赞成票2600，反对票208，弃权票46，赞成率再次超过90%，反对票再创新低。2015年，全国人大会表决最高法工作报告，2619张赞成票，近十年来赞成率首次突破90%，2014年的赞成率为83.6%。

　　在此之前，赞成率则一直徘徊在80%之下，反对票数则在2013年达到历史最高的605票，两高压力均不小。比较之下，近年来政府工作报告的平均赞成率一直保持高位，近乎百分之百。

　　将时间再拉长一些，“两高”报告在全国人代会的赞成率，实际经历了一场“蜕变”。80%的赞成率或许还只是压力，而上世纪90年代末，甚至面临刚刚达到半数以上赞成的尴尬局面。

　　在连续高票的今天，回望过去的“逆袭”，或许会有借鉴意义和警醒。

　　2000年前后的最高法赞成率并没有特别权威的数据来源，学界引用较多的是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加茂具树教授的整理。根据他的统计，1997年和1998年，全国人代会对最高法院工作报告的支持票不足60%，1997年为59.6%，1998年为55.1%，而50%是表决通过线。

　　1997年的《时代潮》杂志曾有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两会大事记”记载：“两高”报告在去年的人大会上丢票最多，因而此次在会议上也备受关注。张思卿在报告中宣布，检察机关即将对原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以涉嫌贪污、渎职犯罪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只不过，事与愿违，虽然希望通过提前释放“利好”，赢回支持票上的一些转机，终究还是没能成功。类似做法，在“两高”报告中并不多见。

　　为何得票会如此之低？从代表的发言来看，不满大致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社会治安太差，尤其是一些恶性的大案要案频发，第二，司法腐败严重，队伍建设落后。对于治安问题，有评论认为司法机关实际成了“冤大头”，因为单靠司法机关，根本无力解决。实际上，当时正处于“严打”时期。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主办的《人大工作通讯》曾刊发过当时人大代表对“两高”报告的评价。比如，陕西代表团周荣海代表说，两院报告对存在问题揭示不够透彻，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是执法队伍素质差。“吃了被告吃原告”就是群众对一些素质差甚至执法犯法者的写照。

　　福建代表团张斌生代表说，人民群众对司法腐败很有意见。这几年，在全国人代会上，人大代表对两高报告的赞成票逐年下降。代表的表决情况是晴雨表，是民意的体现。我们的司法队伍主流是好的，问题也是尽人皆知的。要敢于正视存在的问题，虚心接受人民的监督，切实做到司法公正、司法廉洁，最终使人民满意。

　　“听了报告喜忧参半”是不少代表的心声。为了应对这一“历史性的低点”，法院系统在1998年采取切实的教育整顿措施。

　　1998年5月20日，两会刚刚结束2个月，新任最高法院院长肖扬就邀请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就法院队伍教育整顿工作座谈，介绍整改情况。肖扬说，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人大代表以高度负责的精神的责任感，履行人大代表的光荣职责，从维护国家的社会稳定，实施依法治国的战略高度，从关心、爱护、支持、监督法院工作出发，对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批评和非常好的建议。

　　1998年，也是司法改革的提速年，整顿法院队伍和改革同步而行。在此之前，1997年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司法改革。” 公开审判是改革措施之一，公开审理的案件，除允许公众自由参加旁听外，还允许新闻机构以对法律自负其责的态度报道。1998年7月11日和1998年7月27日，中央电视台和广州电视台的两场庭审直播，备受关注。

　　改革很快显现成效。通过教育整顿，全国法院共发现原判确有错误的案件12045件，依法改判11563件，其余正在处理中。全国法院清理不合格人员4221人，清退编外人员2609人。1999年的最高法工作报告也赢得代表肯定。

　　法院本身也越来越重视与人大、政协以及公众的协调沟通，比如自1999年开始，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最高法院都会特别安排法官到各代表团旁听人大代表审议最高法院报告时的发言和讨论，提前做好充分准备，负责回答代表和委员询问。

　　1999年最高法院工作报告指出，最高法院领导多次分赴全国各地召开座谈会，及时向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通报法院重大事项，听取意见和建议，并制定意见，明确规定要主动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加强与人大代表的联系，邀请人大代表视察人民法院等等。

　　2000年全国两会，两高报告已经能获得“20多次掌声”了。代表评价，“两院报告掌声之热烈是这几年少有的。”

　　根据统计，1999年和2000年的最高法工作报告投票率分别超过77%和71%，与1998年相比，增长了20个百分点。

　　从原来的刚过半数，到今天的超九成支持率，可以说，最高法工作报告在人代会上迎来“最好的时候”。

　　但是，“半数危机”至今，司法改革其实并没有那么顺畅。

　　与人代会保持良好交流等机制得以延续，但更应该注意的是，最高法院工作之所以能在最低谷时“逆袭”，靠的是改革赢得了民心，让公众切实从个案中感受到便利与正义。至少与过去相比是如此。

　　1998年，公众还在热议“复员军人能否进法院”，代表还在讨论如何改善良莠不齐的法院人员，今天，一支20万人的法官队伍已然成型，约占全国法院总人数的58%，法律共同体意识逐渐强化。这是司法改革顺利推进的根本保障。当然，面对可能固化的群体利益，也有学者提出警醒。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启动的司法改革大幕，是中国法治的又一次难得机遇。司法初步具备职业化基础，如何让司法改革真正惠及公众，让公众真正感受到改革成效，应该被更多纳入改革视野。

　　改革多年，成果来之不易。时过境迁，无论是改革起点还是任务，今日大不同于往日，但初心仍不能变，司法改革是中国法治进步的应有之义。高票获得支持之际，回顾过去“得票低谷”，重温曾经的改革初衷，是为了凝聚共识，大步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