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实录）

　　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定于3月9日15：00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多名政协委员将就有关议题作大会发言。

　　[全国政协副主席韩启德]：各位委员，现在开会。今天大会的执行主席是杜青林、韩启德、罗富和、陈元、周小川、马飚、马培华。出席今天大会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马凯，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让我们表示热烈的欢迎。政协第十二届三次会议，大会发言共安排三场，今天下午进行第一场大会发言，共有16名委员发言。首先请范小建委员发言，钱颖一委员准备。[15：01]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原副组长范小建]：我的发言题目是《面对新常态扶贫开发要有新举措》。[15：03]

　　[范小建]：从现在起，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有6年。“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特别是要看贫困的老乡。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扶贫应该怎么办？[15：03]

　　[范小建]：历史会有偶然的巧合。2014年是历史上著名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20周年。“八七计划”的基本内容，是用7年时间解决8000万人口的贫困问题。如果从2014年算起，我们所面临的任务同样是到2020年，用7年时间解决8000万人口的贫困问题。所不同的是，起点更高，目标也发生了变化。“八七计划”的目标是解决温饱，而这一次是“两不愁、三保障”，是个多维的目标。[15：03]

　　[范小建]：中央高度重视扶贫工作。如果把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客观情况相比较，可以看到有利与不利两个方面的情况：[15：04]

　　[范小建]：先说有利条件：第一，起步时减贫的速度快。2014年减少贫困人口1000万以上，而“八七计划”起步时，年减贫只有500万。第二，国家对农村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目前国家财政强农惠农资金每年预算超过1.2万亿，2013年财政综合扶贫资金3717亿，“八七计划”时不但没有这样的政策，而且农村还有“三提五统”和农业税。第三，国家在农村全面建立了低保制度。农村低保人口每年在5300万左右，且标准还在逐年提高，而“八七计划”时期也不存在这样的政策。第四，“片区扶贫攻坚规划”、“十二五整村推进规划”以及相关行业扶贫规划已经国务院批准并开始实施，贫困识别、建档立卡的工作为精准扶贫、帮扶到户奠定了重要基础。这些工作比“八七计划”时更深入、更细致。[15：05]

　　[范小建]：再说不利条件：第一，GDP增速减缓。今后年均GDP增幅大约将保持在7%左右，而“八七计划”期间是年均9.57%，比现在每年要多2.5个百分点，加上结构调整、压缩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产业，都将影响就业。第二，收入差距更大。1994年基尼系数为0.37，2013年基尼系数为0.47。收入差距扩大，减贫难度更大。第三，投入增长放慢。随着财政增收速度放缓，近两年扶贫投入的增幅明显趋缓，2011到2013年，财政综合扶贫投入的增幅分别是41%、32%、24%，专项扶贫投入增幅从2012年的22.8%下降到2014年的9.78%。而“八七计划”这7年，财政资金增长66%，财政贴息扶贫贷款增长2.3倍。第四，农村“老龄化”、“空心化”日益严重，缺乏发展活力。此外，目前农产品价格遭遇“天花板”和“地板”的双向挤压，利润空间狭小，农民增收面临更多困难。[15：07]

　　[范小建]：综合分析这些情况，我们必须努力克服困难，坚定信心，在坚持“片区攻坚与精准扶贫”、“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外部支持与自力更生”三个相结合的基础上，面对新常态，谋划新举措。[15：07]

　　[范小建]：为此建议：把缩小发展差距、降低基尼系数作为重要目标，同时将扶贫开发纳入国家“十三五”规划，各部门的“十三五”规划要与国务院批准的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规划相衔接，加大支持力度。[15：08]

　　[范小建]：在宏观上应重点考虑：围绕“两不愁、三保障”的减贫目标，继续增加投入，特别是片区的基础设施和教育、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贫困人口相对集中的中西部省份，“十三五”GDP的增幅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抓住沿海产业向内地转移的机会，继续大力支持中西部县域经济和中小企业的发展；农村低保（包括养老）要有兜底性的考虑和安排。[15：10]

　　[范小建]：在工作层面应强调：在建档立卡取得初步成果的基础上，把帮扶到村和到户结合起来，坚持“统筹资源、完善机制，突出重点、分步实施，简政放权、强化监督”。始终抓住最困难地区、最困难群体和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坚持雪中送炭，不搞锦上添花。把扶贫真正作为长期历史任务，制定分阶段的工作目标，不搞齐头并进，更不追求所谓“同步”。在项目审批权限下放到县的基础上，省市两级把主要精力放在监督检查上，包括第三方力量开展监督，防止扶贫资金被挤占挪用、贪污浪费和“跑、冒、滴、漏”。[15：10]

　　[范小建]：这样，就有可能完成到2020年阶段性的减贫任务。[15：11]

　　[韩启德]：现在请钱颖一委员发言，温思美委员准备。[15：11]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我的发言题目是《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如何看如何办？》。[15：12]

　　[钱颖一]：2014年中国GDP增长速度下滑到7.4%，为1990年以来最低。如何看？三个原因让我们感到有心理压力：对比30多年平均增速超过9%的增长，7.4%低于年初制定的7.5%目标；2014年第四季度印度增长率7.5%，超过我国的7.3%。但是我们需要理性地分析我国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我认为，如果考虑中长期因素，大致有三类原因：[15：12]

　　[钱颖一]：第一，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的人均收入达到7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增长的规律是潜在增长率与人均收入成反比。在摆脱贫困陷阱之后，低收入经济对应高的潜在增长率，中等收入经济对应中的潜在增长率，而高收入经济对应低的潜在增长率。随着资本存量的增加和剩余劳动力的减少，潜在增速必然下降。但是，定量下降数字则需要科学、细致的研究。[15：14]

　　[钱颖一]：第二，经济中结构扭曲的纠正。在同一发展水平上，在潜在增长率相同的条件下，由于经济发展路径不同，能够实现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会不同。过去这些年中，特别是2008年以后，我国经济中的结构扭曲日趋严重：投资结构扭曲、产业结构扭曲、融资结构扭曲等，造成大面积产能过剩，投资回报大幅度下降，环境破坏加剧，其严重程度在其他经济类似高速增长时期不多见。纠正这些扭曲，必须停止、减缓、调整以往增长模式，也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可以看作是延期支付的成本。[15：15]

　　[钱颖一]：第三，激励机制的变化。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除了有效率的资源配置，还要靠激励。3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是个人、企业和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强劲的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市场的扭曲以及伴随的腐败，效率成本和社会成本都很高。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政府激励正在发生变化。过去那种政府深度参与经济决策的模式正在淡出，但规范市场经济的服务型政府模式尚未建立，我们正处在转型期间的中间状态：就是政府权力并未显著减少但做事积极性减少了，这也是导致增速下降的原因。[15：15]

　　[钱颖一]：如何办？先说不应该如何办。第一，不应该出台大幅度刺激需求的政策。刺激需求只能有暂时效果，但是改变不了潜在经济增速，更会恶化经济中的扭曲。第二，不应该过度依赖央行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要起作用，必须配套结构调整措施。美国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同时，采取去杠杆的结构调整，才有了经济回升。当前欧洲和日本的宽松货币政策，还必须有结构调整，才能最终见效。我们也一样。[15：16]

　　[钱颖一]：应该如何办？我提三条建议。 第一，留给市场和企业内生调整和发展的空间。中国经济“韧性”程度高，不仅政府调节能力强，而且个人和企业对市场变化的适应程度大。当人生病时，除了吃药外，人的自我调节，包括改变生活方式的本领是很强的。经济调整也是如此。要给市场自我调节的空间，给个人和企业调整的机会。甚至可以说，调整都是被逼出来的，不要浪费这个调整的机会。[15：17]

　　[钱颖一]：第二，发挥政府在供给政策上的作用。一方面应减少行政审批、加快财税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为民营企业松绑、促进金融创新、鼓励创业等。当今技术变化，特别是移动互联网，降低了进入门槛，又可满足个性化需求，非常有利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另一方面是政府可以支持产业发展，但要改变方式。比如推动电动汽车发展，但并不直接参与投资和制造，而是发挥规划、协调以及促进基础设施建设的作用。[15：18]

　　[钱颖一]：第三，重新定义政府激励机制，建立新型政商关系。解决政府“不作为”的办法不是回到过去那种“作为”，而是转变政府职能，把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从“关系紧密型”转到“保持距离型”，把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从“参与型”转到“服务型”。在法治经济框架中，重新定义政府激励，既减少政府腐败，又把企业解放出来。[15：18]

　　[韩启德]：现在请温思美委员发言，朱保成委员准备。[15：18]

　　[民盟中央副主席、广东省主委，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温思美]：我的发言题目是《深化高等教育改革 大力推进大学生自主创业》。[15：19]

　　[温思美]：创业者说：“叫醒我的不是闹钟，而是梦想。”在全面深化改革，为梦想而奋斗的新时代，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从未显得如此迫切。大学生作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社会群体，其创业能力水平高低对激发社会创业热情，带动万众创新，增添社会活力至关重要。但我国大学生创业扶持工作刚刚起步，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处于较低水平，主要表现为：创业率较低，2013届大学毕业生创业比例仅为2.3%；创业层次较低，2010年硕士生和博士生创业仅占所有高校毕业生创业的4.3%；创业成功率较低，大学毕业生创办企业5年内存活率仅有30%，比社会平均水平低20个百分点。[15：21]

　　[温思美]：造成当前大学生创业不振局面有许多原因。首先，创业教育普遍滞后。创业教育引入高校的时间较短。高等学校普遍缺乏创业教育理念，缺乏创业课程设置，缺乏创业实习场地，缺乏创业教师指导，造成大学生创业意愿薄弱、能力较低。一份针对17所高校近6000名大学生的调查显示，“大学教育对创业帮助”在10分制的评分中仅获2.96分，在所有考察项中得分最低。[15：22]

　　[温思美]：其次，扶持政策难以落地。政府部门主要关注大学毕业生就业，并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率进行排行公布，但对大学生创业工作没有实行相应力度的指导监督。政府就业部门、金融部门和税收机构近些年来陆续推出一些大学生创业的扶持政策，但限制条件过多，申办程序复杂，优惠门槛偏高，最终获得政策扶持的大学毕业生人数不多。[15：22]

　　[温思美]：最后，创业环境亟待优化。尊重创业精神、鼓励敢想敢干、宽容创业失败的社会创业文化尚未形成。坦率而言，大学生创业是一项极其艰苦的事业，他们有梦想无资金，有勇气无经验，有知识无能力，走过千山万水，经历千辛万苦，最终能够登上成功之巅者毕竟是少数。但大学生创业也是一项充满希望的事业，我们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他们付出努力，建设创业型社会也需要他们积极参与。[15：24]

　　[温思美]：为此，建议：一、改革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从现在起到2020年，我国将有4500多万大学生毕业，即使按目前大学生创业率计算，也将至少有百万大学毕业生走上创业之路。他们的创业能力和创业层次，对我国未来发展至关重要。应在尊重高校依法自主办学的基础上，鼓励高校继续深化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引导更多高校学生走创业之路。高等院校应适应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需要，设计更加灵活先进的学习制度和学习模式，开设更多的创业指导课程，吸纳聘用更多的创业指导教师，安排更多的创业实训基地，努力提升高校的创业教育水平。[15：25]

　　[温思美]：二、加大创业政策扶持力度。培育大学生创业能力，政府的扶持政策同样至关重要。据调查，当前阻碍大学生创业十分突出的一个问题，是缺乏创业资金支持。现有资金扶持政策因额度低、手续烦、担保难，致使许多符合条件的大学生放弃申请，转向亲朋好友借贷。政府应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增加创业资金额度和受益面，财税、工商、社保等部门应更好地负起主管部门的责任，增加政策信息透明度，简化审批手续，放宽经营条件，吸引社会风险资金支持，为更多的大学生创业创造条件，提供便利。教育主管部门不仅要关注高校的就业水平，也要重视毕业生的创业能力，对创业培训工作做得好的高校，应及时总结经验，适时推广，充分发挥创业促就业的倍增效应。[15：26]

　　[温思美]：三、优化大学生创业社会环境。良好的社会创业文化和创业环境，是大学生创业的重要孵化器和推进器。应鼓励更多的创业成功人士走进高校，走进课堂，与大学生分享创业者的酸甜苦辣，激励更多的大学生走创业之路。应鼓励在高校设立更多的社会创业基金，成立专业的创业指导机构，根据大学生创业者的需要，提供创业、技术、融资、经营、财务、法律和物流等各方面的专业服务。应优化投资环境，打造创业平台，大力加强创业文化建设，在社会上真正形成一种勇于创业、尊重创业、敢于创新、宽容失败的社会风尚。[15：26]

　　[韩启德]：现在请朱保成委员发言，梅兴保委员准备。[15：28]

　　[中国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协会会长朱保成]：我的发言题目是《实施品牌战略发展现代农业》。[15：28]

　　[朱保成]：习近平总书记对品牌建设高度重视，先后提出，“品牌是信誉的凝结”，“要大力培育食品品牌，用品牌保证人们对产品质量的信心”，“推动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大力发展名特优新农产品，培育知名品牌作出重要部署。实施农业品牌战略，已经成为推动农业转方式、调结构，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一项紧迫任务。[15：29]

　　[朱保成]：近年来，我国农业品牌建设有一定进展，但仍面临不少问题和制约因素：一是对品牌农业的认识还不到位。管理部门、经营主体、农民还没有充分认识品牌建设在现代农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促进品牌化发展的新思维、新办法和新手段不足。二是品牌培育保护制度体系缺失。农产品生产和加工标准化程度低、质量参差不齐，品牌培育和保护投入不够，品牌发展缺少统一、系统的规划组织和引导。三是品牌影响力亟须扩大。农产品品牌影响力仅停留在局部地域，跨省跨区域的不多，品牌的社会信任度不高，国际知名品牌少，农业品牌状况与农产品大国的地位不相称。四是区域公用品牌理念有待普及。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尚未整体规划，品牌资源未能得到很好整合，公用品牌制度体系尚未建立，代表国家形象的农产品民族品牌尚未形成。[15：29]

　　[朱保成]：上述情况反映出我国农产品品牌建设相对滞后，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为此，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制定农业品牌发展规划。根据不同生产区域、经济条件和发展阶段等，对农产品进行分类和分层，将农业品牌发展的目标和措施列入“十三五”规划。把技术含量高、市场容量大、高附加值、低能耗的产品列入战略规划，建立和完善品牌农业的产业链、价值链、供给链，提升品牌农业的影响力，引导其做大做强。[15：30]

　　[朱保成]：二是建立健全扶持保护机制。建立农业品牌化支持政策。建立健全农业品牌认证、推广、识别、延伸与国内外评价发布等关键环节的规则和机制，形成农业品牌全程管理体系。健全“三品一标”和名牌农产品在工商、税收、质检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加大品牌产品生产和流通的支持力度，运用法律手段，强化品牌保护，形成良好政策环境。[15：31]

　　[朱保成]：三是建立和完善品牌标准体系。把产前、产中和产后各环节纳入标准化管理，逐步形成与国际、国家、行业相衔接的标准体系；按市场准入标准、名优农产品标准、出口标准形成细分市场的质量标准体系，强化对相关主体的行为监督。夯实农产品品牌发展的基础，推广“龙头企业+标准化+农户”生产经营模式，实现优质农产品规模化生产。[15：32]

　　[朱保成]：四是探索建立农产品品牌目录制度。研究建立农产品品牌、区域品牌的征集制度、审核推荐制度、价值评价制度，将农产品品牌按品种、目标市场等分类，定期发布目录，动态管理，完善、规范和强化对农产品品牌的推介、评选、推优等活动，逐步建立第三方评价机制，鼓励农产品企业做优质量，做好品牌。[15：32]

　　[朱保成]：五是推进特色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保护优势品种资源和环境，传承地方传统生产、加工工艺，开发历史文化民俗资源，扩大传统产地声誉，创新新兴产业集群，加强品牌经营资源整合。强化对获得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的管理和保护，建立地理标志产品品牌质量追溯体系。挖掘品牌资源潜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农产品品牌。[15：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