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高兴能够参加第五届财新峰会。我是第一次来，借这个机会想谈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一些精神，也算作一个解读。我用“新常态 大逻辑”这个题目来展开，因为我觉得“新常态 大逻辑”是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一个基本精神，或者叫做主题。它不仅对于做好明年经济工作具有非常现实的指导意义，而且对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国家发展改革稳定等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特别是对未来有意义，因为明年我们就要进入“十三五”时期——“十三五”时期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一时期要实现第一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就是第一个一百年的“中国梦”。有了新常态这样一个基本的纲领性思想，对做好“十三五”规划和推进“十三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我分两个方面来讲，先讲新常态的内涵和特征，再讲关于明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
一、关于新常态的内涵和特征
关于新常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三句话：认识新常态、顺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我就围绕这三个层面来讲新常态的含义。
第一个逻辑，认识新常态。
认识新常态，首先要认识形成新常态的九个趋势性变化。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新闻稿篇幅比较长，比往年都长，其中一块就对新常态的趋势性变化进行了系统阐述。用对比的方法，从过去、现在、未来的政策取向看待新常态。
第一，从消费需求看，过去消费匮乏，特别是收入水平比较低而且平均，所以消费是“你有我有大家都要有”，具有比较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上世纪80年代流行“四大件”，新世纪以后住和行成为主要的消费热点，买房、买车形成新的热潮。到现在这些消费都趋于缓慢增长。现在虽然不排除个别的消费会形成排浪式的特征，但多样化、个性化的消费已渐成主流。这种变化，必然带来增长速度和结构的调整，要求经济工作和宏观调控的思路都要与时俱进，而不是再像过去那样找一两个在这个时期全国人民都会买、都会消费的产品，政府大力扶持，减税、补贴，然后形成消费热点带动增长，这种模式恐怕今后很难再走得很通了，因为基本的消费趋势变了。今后，要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努力释放消费需求，使消费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
第二，从投资需求看，过去投资一直都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现在经过35年高强度、大规模的建设以后，三大投资领域全面减速：制造业中，越来越多的产业出现了产能过剩，投资相对饱和；住房需求排浪式的消费告一段落，甚至出现了区域性、结构性的过剩；基础设施投资是最有潜力的，但是按照原来的规划，全国性的高速公路网、高速铁路网在“十二五”期间已经基本形成，城市基础设施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一动力减弱，必然会带来增长的减速。同时，我们还有很多投资的新空间，比如说基础设施方面，农村的公共设施，以及城市地下设施包括地铁等，都有很大的空间，还有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等。但是，这些领域的投资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公共性更强，投资回报率更低。新的投资机会要求必须创新投融资方式。如制造业要创新发展，对新技术、新产品等需要投资，但我国的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等是适应传统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不适应以创新驱动发展的投资活动，因为创新活动往往没有抵押物就得不到贷款，创新企业没有三年盈利就不允许到资本市场融资。所以，我们有新的投资机会，但是现在投融资的方式和体制还不适应。今后，要消除投资的障碍，创新投融资的方式，使投资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
第三，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在金融危机前，靠负债支撑的全球需求增长比较旺盛，国际市场空间扩展较快。另外，我们有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再加上加入WTO的红利，所以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但现在全球总需求增长放缓，特别是我国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已经不像原来那么明显了，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使出口对增长的拉动力也减弱了。过去我们对外开放的目的主要是两个，一是要市场，二是要资金。现在单纯地要国外市场，但如果和国内市场开放不同步、不协同的话，会使国际收支失衡，带来一些负面的效果。同时，国内的储蓄率很高，产能和资金都要走出去，也就是说我们到了需要更大程度走出去的阶段，高水平引进来和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今后，要培育新的比较优势，通过促进三大平衡，即内需和外需、进口和出口、引进资金和对外投资的平衡，逐步实现国际收支的平衡。
第四，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来看，过去供给不足是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个主要矛盾，所以社会的主要矛盾概括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那个时候扩大投资、扩大产能就能够形成有效的增长，但是现在传统产业的供给能力大大超出了需求，有的产业已经达到或者接近物理峰值，有的产业达到了资源承载能力峰值，房地产的库存压力也很大，这种产能过剩必然带来增长减速和结构调整的同步发生，并且形成负向的循环，进一步加剧了产能过剩。过去的结构调整多是扩张性的，是向长板靠齐的结构调整，根据最长的板补齐。现在必须根据最终需求进行压缩性的“截长板”式调整了，也就是说现在的结构结构主要不是增量调整。今后，既要支持企业兼并重组，同时也要根据技术发展促进新兴产业、服务业发展，支持互联网技术带来的产业组织和模式创新，而不再仅仅是“上大压小”。
第五，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过去有源源不断的劳动力，技术和管理与国外的差距也比较大，只要是引进了技术和管理，就能够迅速形成生产力，带来经济增长。现在，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发展，农业富裕劳动力减少，劳动力总量减少了。技术的差距也大大缩小了，能引进的技术差不多都引进了，有些技术人家也不给。在这种要素规模驱动发展力减弱的情况下，今后，要更多地靠要素的质量、靠人力资本的质量，靠技术进步、靠技术创新来驱动发展。
第六，从市场竞争特点看，过去在商品短缺和排浪式消费下，市场竞争主要靠规模和价格。当时大家都追求大，大就是优势，大就是好，低价就能赚钱。现在，市场竞争正在转向质量性、差异化为主的竞争。对政府而言，过去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主要是比政策、比优惠，甚至比“帽子”，就是要求国家今天给一个帽子，明天给一个帽子，各个部门也产生了简单化的倾向，愿意给地方戴帽子，导致各类区域规划、试点区、实验区、先行区等泛滥，带来了政策碎片化，市场隔断化，最终导致全社会成本高企。今后，政策取向是统一全国市场，全面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第七，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水土资源、能源矿产资源的空间、生态环境的空间，相对还比较大，可以放开手脚不受约束地大开发、快发展。现在水土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者将近上限，一些地区污染严重、雾霾频频光临。人民群众对于改善生态环境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了。我们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要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现在人民群众的需求发生变化了，像有些地方最需要的是“APEC蓝”，而不是GDP。今后，要顺应人民群众对于优质生态产品的期待，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新方式。
第八，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过去高速增长、做大产业，再加上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和不当干预，使一些风险被掩盖了。现在各类隐性的风险正在逐步显性化，如产能过剩，过去被高增长特别是房地产的繁荣掩盖了，但是增长减速以后，一些扩大产能项目的投资回报可能就会成为问题，银行贷款可能就会成为不良贷款。再比如，所有地区都赞同化解过剩产能，但都希望化解别的地区的过剩产能，不要化解本地区的过剩产能，所以明里暗里给了很多支持，有的是财政支持、补贴亏损，有的协调银行、让银行贷款输血，有的直接出资助力企业，结果是“培育”了许多应该死却死不了的“僵尸企业”。但随着经济减速，地方政府的支持能力削弱，一旦停止输血，这些“僵尸企业”的债务将会浮出水面。中央对于风险的总体判断是，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会持续一段时间，不会是短期之内就能够解决的。所以，今后的政策要对症下药，防止出现区域性、系统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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