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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会综述】朝向2020 纵论改革路径

2014年12月20日 15:16 来源于 财新网
经济学家吴敬琏主持,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国家税务总局前副局长许善达、高盛私人财富管理中国区副主席兼首席投资策略师哈继铭共同参与,并就中国迈向2020年所将攻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绵密的讨论

  【财新网】(记者 徐和谦)12月20日上午,进入第二天的第五届财新峰会“新常态 新改革”举行了题为“朝向2020”的主题论坛。这场论坛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经济学家吴敬琏主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国家税务总局前副局长许善达、高盛私人财富管理中国区副主席兼首席投资策略师哈继铭共同参与,并就中国迈向2020年所将攻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绵密的讨论。而201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让•梯若尔(Jean Tirole)也透过事先录制的视频,在论坛上进行了发言。

  梯若尔指出,国家的概念在不断变化。政府应成为市场的裁判员,而不是其中的竞逐者。政府的责任,应该在于制定游戏规则、限制产品价格过高、防止势力较大的企业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以及避免企业在环境和预算等方面,输出太多负外部性。但他也承认,“市场竞争很少是完美的,市场也会失效”。因此,即便政府作为生产者的观念正在淡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一个强的政府,“资本主义经济同样需要强而有力的监管者”,梯若尔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则认为,国有企业难以建立真正有效的现代企业制度,最重要的根源,就是一股独大的股权制度。

  因此,他建议可以利用行政划拨的方式,将央企的国有股权分散划拨给多个“两类公司”─即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和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前者涵盖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资产或股权;而后者,则主要涵盖那些处于竞争领域、以盈利为目的的资产或股权。这“两类公司”,可分别作为国家出资企业的出资人,负责国有资本的投资运营。前者主要关注政策目标,而后者只关注收益目标。在检讨国有资本发挥作用现况的当前弊端和局限性时,张军扩直陈,“绝大多数领域,包括完全竞争领域,都用不着国家直接进场。通过资本投入运作,就可以更好地发挥国有资本的功能和作用。”

  张军扩还提出,现阶段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关键是要解决好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要通过完善顶层的国有资本管理体制,强化国家所有权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促进国有资本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第二,是要通过构建有效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平台,真正实现从“管资产”向“管资本”的转变,促进国有资本的流动重组和布局调整,提高运行效率。第三,是要通过优化股权结构以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第四,是进行国资国企的用人制度改革。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则在会上提醒,“奔向2020年,勿忘农村”。卢迈说,如果最后用“平均数”掩盖农村发展的滞后,“是对不住农民的”。

  他认为,解决农村问题,必须放在中央提出的“城乡一体化”框架下解决,分割开来没有解决的可能。社会经济发展至今,城乡已经紧密联系在一起。解决农村问题,不仅仅是农村的需要,更是城市发展和中国整体发展自身的急迫需要。

  卢迈提醒道,到2020年,中国还有5.3亿人生活在农村,如果不改变城乡分割状况,城乡一体化的障碍不除,城乡良性发展的过程就难以出现。为了城市本身、为了经济发展本身,必须更多地投资农村、帮助农村,“现在不是为了反哺农村、救济一下它,而是为了城市本身,为了整个国民经济本身”,“没有农村,是不会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则向与会者分析,从2014年以来的一系列措施来看,中国政府的对外经济战略,已经意识到了以前旧思路的问题,并开始做出调整;并将对外投资、资金输出放在重要的战略位置上。包括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签约、设立;中国成立初期资本额达500亿美元的亚洲投资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中国宣布,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等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还有在欧洲、泰国等地争取参与当地基础设施的建设机会,都体现了中国正在扩大实施资金出口,以资金输出带动产能输出的对外经济新战略。

  但与此同时,许善达也强调,中国经济还面临着居民消费不足的问题。他认为,提高居民消费的前提是提高居民收入,没有收入就谈不上消费。此外,在增加居民收入总量的同时,缩小居民收入的差距也十分重要。许善达还说,历经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经济的走向。

  高盛私人财富管理中国区副主席兼首席投资策略师哈继铭则在会上指出,“中国面临的两大棘手问题是投资过度和债务过重”。哈继铭说,中国的投资占GDP的比例,到2013年已上升到47.8%,远高于过去受类似问题困扰国家的水平,“日本当年最高的时候也就40%,中国过去最高时,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的42.8%”。

  哈继铭说,投资率不断上升,意味着另外“两架马车”─消费和出口相对比较疲软,难以消化投资产生的巨大产能,于是导致严重的产能过剩。投资率的上升又是通过升高债务率而获得融资,所以投资率上升的背后就是债务率上升。

  同时,他也认为,近年来中国的投资效率下降,说明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虽然较快,但是质量每况愈下。“如何通过改革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得中国在结构调整过程中,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这是未来改革中最重要的内容”。

  本场论坛的主持人吴敬琏则说,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尽管有所降低,但它所掌握的行业和领域都是关键性的。国有经济能否按照市场方向进行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们整个改革的成败”。

  对于中国深化改革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三农问题,吴敬琏则表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了解决问题的基本途径,然而对三农问题改革步骤的认识,还不完全一致。但他也认为,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些认识上的突破,比如提出了“三权分立”─即把农地的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如果能够做到确权,而且经营权能够流动,那么其实就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此外,吴敬琏还表示,通过政府和市场的良性互动,包括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就能保证从现在起到2020年,实现中共十八大所提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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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徐和谦 | 版面编辑:黄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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