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周小川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

　　财新《新世纪》：回顾2011年，宏观政策出现了一些适应经济形势的变化，从年初比较密集的宏观调控手段到微调，再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如何看待2012年的经济形势和相应的政策选择？

　　周小川：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宏观政策已有明确阐述，兼顾了预防经济下行和抑制通胀两方面的考虑。一是从国际上看，欧债危机的演变、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新兴市场经济增长的减速等问题都存在，如果这些因素都加总在一起，外部环境就不太好…[详细]

　　财新《新世纪》：你刚才提到现在是非常时期，但是不是也是改革的时机呢？毕竟通过这一轮的调整，像利率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弹性增加、资本项目开放等问题的利弊看得会更清楚一些。

　　周小川：改革的时机选择有时候比较复杂。往往是改革难度大、需要下大决心的事情，会在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推出。比如1993年设计汇改（1994年1月1日开始实施），当时有人说汇率改革需要三个条件，第一是出口很强大，第二是外汇储备很充足，第三是宏观调控很有经验。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当时外汇储备捉襟见肘，出口想上上不去，宏观调控也没有太多经验，但改革却在那时得以推进了…[详细]

　　财新《新世纪》：2010年世行IMF年会时，人民币汇率是热门话题，当时国内感觉压力比较大，今年看上去好像比较宽松了，汇率策略是不是可以做相应的调整？

　　周小川： 对于汇率改革，我们一直把主动性、渐进性、可控性（即“三性”）作为政策方针。要做调整的话，需要有一个共识基础，或者说形势有什么巨大变化从而需要调整？另一方面，经过几年时间的渐进调整后，人民币汇率离均衡水平越来越近了，最后也就差点时间即可达到目标了，再调整策略的政策成本可能会更大…[详细]

　　财新《新世纪》：随着汇率的日臻到位，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问题，是不是也可以提到日程上来了？

　　周小川：关于资本项目可兑换，有一些概念需要澄清。首先过去有个说法，叫完全可自由兑换，被理解是一个最高的标准。但实际上国际组织并没有明确对此作出界定。在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资本项目中共有40个子项目，每一项是否可兑换均可评估，汇总起来则是资本项目的可兑换性。如果最高标准算40个子项均达到100%不受限制可兑换，那么多数发达国家也不是100%可自由兑换，可能仅仅是达到了80%或90%的水平，往往差不多就可以宣称资本项目可兑换了。如果仔细进行比较和考察就会发现，有些宣称可兑换的国家，其外汇可获取的自由程度还不如目前中国的水平；有些国家在宣布可兑换后还依旧保留较多的外汇管制…[详细]

　　财新《新世纪》：从推出人民币贸易结算和发行人民币债以来，有一种看法认为，央行的思路主要是摸着石头过河，但人民币国际化与汇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开放、外储保值之间有密切联系，应该统筹考虑，以减少其间的内在冲突。

　　周小川：这个问题应当说是各界研究工作相对较弱的一个环节。理论上说，事先应设计一个最优顺序，但操作起来，不是每项改革都能够按部就班地去推进，因为改革措施往往是在压力大的情况下才能出台…[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