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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行长周小川等谈“金融改革与发展”要点摘录

2017年03月10日 16:14 来源于 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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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半小时的记者会中,周小川等央行高层回应多个热点话题,涉及人民币汇率、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货币政策、降杠杆、第三方支付、住房贷款、外汇储备、跨境资金流动等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 财新记者 梁莹菲/摄

  【财新网】3月10日(星期五)10时45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副行长易纲、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副行长范一飞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中心就“金融改革与发展”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话题涉及人民币汇率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货币政策降杠杆第三方支付住房贷款外汇储备跨境资金流动等。财新网整理摘录如下。

  人民币汇率没有持续贬值基础

  2016年下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波动较大,引发国内市场担忧。周小川在回答记者提问对“人无贬基”的看法时表示,人民币汇率从目前来看,确实是没有持续贬值的基础,市场预期有很大的调整和变化。

  “今年随着中国经济更加稳定、健康,国际市场对中国经济信心提升,人民币汇率会比较稳定。”周小川称。

  周小川表示,在最近一年多的时间来,唱空人民币的声音比较强,其中有多种原因。有人看到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便预言人民币会贬值。但中国去年GDP 6.7%增长率,在全球而言都是很高的增速。二来,中国也进入了强调结构调整的阶段。所以,在国际市场上,有人因为中国经济增长率有所下降而产生对人民币汇率的怀疑,“这个声音一度有点过分”。

  “一些外汇市场的交易机构,包括某些对冲基金,在做空人民币上放置了不少仓位,也说得特别多,因为希望他们说的东西最后变成现实,他们也好赚钱。当然,国际市场一说,国内市场也有跟风的,担心人民币是不是要贬值。但我认为这个是阶段性的。过了一个阶段,他们会看到中国经济总体比较健康。”

  周小川强调,对于汇率问题,更主要的是大家对中期人民币汇率的走势的判断。他指出,对于一国本币的汇率,主要看两个指标:一个是经济健不健康。从去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比较平稳的阶段,第四季度还有所提升,此外通货膨胀维持在较低位,所以说人民币汇率会趋于稳定;另一个指标是金融稳不稳定。如果金融出现大的不稳定,货币会贬值;如果金融比较稳定,对货币的信心则会增强。

  周小川提议,与其过多关注人民币短期汇率走势,市场应该更关注美元指数。他表示,美元是国际货币中最主要的货币,它的变动有很多因素,也包括他自身国内的因素,例如美联储的加息。而美元波动短期会影响人民币汇率的波动。

  对于汇率政策,周小川表示,下一步并不会有太大变化,但在执行监管方面应该做得更精细。他也指出,外汇市场比较敏感,会随着全球发生的各种事件波动,没有人能预期2017会发生什么事,所以正常波动也是常态。

  从外汇市场的交易层面,周小川指出,利率差异是导致短期操作的动因,钱是朝着利率高的方向移动,但中长期来看,各国利率水平是国内的经济情况来决定的,包括各国的信心、通胀率。所以各国利率有差异的,并非有利差就会导致持续的资本流动。

  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有望更有效

  目前央行牵头多部委制定统一资管业务标准规制,由于资管业务涉及监管部门较多,部门之间的混业监管协调机制也颇受关注。周小川对此表示,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确实在最近研究了资产管理问题,已经就比较大的问题在“一行三会”和外汇局之间初步达成了一致,可能会进一步细化后做出一些初步的规范。周小川同时强调,规范绝不是一劳永逸的,因为市场是不断变化的。

  周小川称,下一步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在初步达成一致后,有可能提高到更有效的层次。“但是这个我还没做到,所以也没法告诉你”。

  周小川表示,目前存在比较突出的问题,一个是理财产品市场比较混乱,比如标准差距太大、套利机会太多、投机性过强等,从资产管理产品个体来讲,有些投机性过强、忽视风险,没有起码的风险管理;同时,监管部门之间通气不够,对市场总体观察和风险把握还不够好,需要加强;另外有些资产管理或理财产品嵌套运行,转来转去,甚至可能违规,而央行强调资产管理和其他金融业务一样,要着重为实体经济服务。

  货币政策稳健更加中性

  近期央行在公开市场利用各种工作,被市场认为是在引导货币市场利率上行,会否传导至实体经济、加剧“融资贵、融资难”的情况?央行后续会否收紧货币政策加息呢?

  对于这一系列问题,周小川表示,货币政策总体还是稳健中性的,央行工具箱里工具比较多,工具使用自然带有引导市场预期、传导货币政策的意图,但不见得每次操作和数量都要做过度解读。

  “我们不搞大水漫灌,”周小川称,货币政策在稳健方面适当做得更加中性一些,会有利于我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很多企业要“三去一降一补”,如果货币太松的话,压力就不够。

  周小川还表示,在经济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银行业、金融业自己也在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就是说,要更多地面向中型企业、小微企业。“因此,融资难的问题会逐渐有所缓解”。

  去杠杆要先稳杠杆

  去杠杆是今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去杠杆,哪个更加紧迫?后续还有哪些可以促进去杠杆的政策?对此,央行副行长易纲表示,大家都关心杠杆率,中国的杠杆率总体不是特别高。从结构看,住户部门和政府部门的杠杆率还不是特别高,但是企业部门,就是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从全球比较看,是比较高的。

  易纲认为,杠杆率的持续增加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并且在积累一定的风险。这些杠杆率、负债率的增加,积累的问题目前已经看到了。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考虑降杠杆首先要考虑稳杠杆,就是总的杠杆率还是要把它稳住,或者让它每年增长少一些、慢一些,要稳住。在总的杠杆比例下,家庭、政府、企业间的杠杆结构还可以有一些优化。

  易纲指出,中国的杠杆率和国际上比有点高,这和中国金融结构有关。因为中国储蓄率高,形成以银行为主、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格局,大家从银行借钱占的比例比较高。这样就造成了中国杠杆率偏高。因此,杠杆率偏高和储蓄率高是连在一起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在这个格局下怎么走出来?易纲说,无疑有一条思路非常清晰,就是要大力发展直接融资,要有更多的资本金进去。如果资本金多了,杠杆率就下来了,企业抗风险的能力就加强了。

  “而且各个行业要严格资本约束。”易纲说,企业首先要有自己的资本金来承担风险,然后再去借钱,不管是借贷款还是发债融资,使资本金和借来的钱有一个最优的配置和比例,这样就能够激发全社会融资结构的优化,同时也能够激发投资主体承担风险,小心、认真地进行每一个项目的评估,在做决策之前,把风险控制好。在这样的思路下,可以把整个杠杆率稳住,然后慢慢地实现有所下降。

  周小川表示,全社会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过高,作为一种宏观现象,它的微观基础就是,有很多非金融企业自身的杠杆率过高,所以加总起来太高。这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很大关系。

  周小川指出,首先,每个企业,特别是那些杠杆率已经过高的企业,要有所控制。一方面,他们自身要进行内部改革;另一方面,金融系统要考虑不能过多支持这类企业,要鼓励直接融资,也有一些企业需要进行市场化的债转股。

  其次,跟产能过剩有关系。有一些产能过剩的企业,过去占用过多的信贷资源,因此,去产能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政策,金融业要大力支持去产能。库存过多,本身就是占用流动资金,这是导致杠杆高的一个原因。金融业要更好地配合“三去一降一补”的改革。

  “同时,金融机构在内部评级和对客户的各项指标监测方面,要作出更大的努力和改进,”周小川说,这样就能发现哪些企业过去贷得太多,融资结构需要改变。

  周小川说,这个过程是一个比较中期的过程,在短期内不会看到非常明显的变化,因为存量非常大。

  第三方支付加强监管

  近年来,第三方支付产业发展非常迅速,央行也采取了一系列监管措施,包括收紧牌照发放、备付金集中存管等,这些举措是否限制了这个行业的发展?目前第三方支付产业的整体状况怎样?下一步还会采取哪些监管措施?

  对此,央行副行长范一飞表示,非银行支付机构这几年确实累积了一些问题和风险,包括供大于求比较严重,机构内部内控薄弱,风险管理放松,对消费者的保护不够,备付金被挪用的情况比较严重,有的有被挪用于炒房炒股甚至赌博,最后导致损失。往往一个机构出问题可能牵扯到多个地区,消费者的人数可能数以万计。

  范一飞介绍,针对这些问题,近两年主要做了几件事。首先,对前期累计的风险进行化解和处置,尽量帮助消费者挽回损失,为此央行和地方政府都做了大量工作。二是强化基础建设,把基本规矩建起来,这也符合事物发展规律。因为整个非银行支付产业的发展是一个新兴事物,一开始我们对它作一些观察,包容它的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以后,对客观规律认识清楚了,我们再来努力加以规范。这些年我们出台了网络支付办法,推行了账户分类制度,对支付机构也实行了分类评级。刚才记者提到对备付金实施集中存管,当然制度已经出台,第一次存管马上就要进行。

  对于如何加强监管,范一飞强调,又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市场上除了持证的机构以外,还有大量机构无证从事支付业务。到1月份为止,全国清理出239家无证也就是非法从事支付业务的机构,进行了整顿、清理,部分已经移送给公安部门处理。另一方面,对持证的支付机构加强监管,对违规行为敢于“亮剑”,进行处罚。总体而言,目前监管的制度框架已经搭建起来了,下一步主要是做好执行工作。

  周小川补充道,科技发展给未来的支付带来了一些新变化。特别是网络支付方面,数字货币及区块链的发展受到广泛关注,我们既要鼓励又要防范风险。“尤其要注意支付机构的动机,有的支付机构也许不是想使用科技手段服务客户,而是盯着备付金,想着赚利差或挪用,动机不纯。”

  “支持支付业,要支持通过科技手段提高支付效率的机构,政策和激励机制也要实现这个目的,对于支付业健康发展很重要。”周小川强调。

  住房贷款快速增长要适当平衡

  去年新增贷款和社会融资总量都创纪录,今年货币政策转向稳健中性,而且强调防范风险,这种情况下今年信贷的增长势头会不会得到一些遏制?另外,去年住房贷款在新增贷款接近40%的比例,今年会不会有所改变?利率水平会不会进一步上升?

  对此,周小川表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定的数字是M2增长12%左右,这是一个预期数字,并不是任务指标。另外,在社会融资和信贷方面也大致按照这个速度进行掌握。这是根据全球经济和中国自己的经济情况来制定的。

  “与此同时,在执行过程中还要根据经济的反馈数据、经济的实际情况进行适度微调。至于结构上的问题,说起来就比较多一些。”周小川表示,住房贷款在中国还会以相对比较快的速度发展,但是确实要适当平衡。随着住房产业的政策调整,估计会适当放慢。

  周小川说,去年房地产信贷里面增长比较快的主要是个人购房贷款。个人购房贷款的增长,一方面有助于居民买房子,同时,在一些城市特别是三四线城市住房库存比较多,有助于降库存。但是另一方面,在一二线城市又容易使住房价格上升。

  “个人通过住房贷款购房以后,实际上资金就转到开发商。房地产开发是一个很长的产业链,会带动一系列产业供给,所以这个贷款不能简单看作是买房子,实际上会传递到相当大的产业链上。同时,这个产业链还带动与它相平行的一些产业链,比如家用电器等。”周小川说。

  如何看待外汇储备下降?

  外汇储备从峰值4万亿美元到现在大概3万亿美元左右,是否意味着藏汇于民的内涵发生变化?监管层会否在外汇流出方面采取一些措施?

  对此,周小川表示,外汇储备有所下降要一分为二地看,看看资本流动管理方面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好,执行不严格的作出改进,另外外汇储备下降是正常现象,适当有所下降没有什么不好的。

  周小川称,外汇储备在亚洲金融危机后,特别是2002年下半年开始快速增长。周小川认为,这个增速过快,“我们自己也认为没有必要那么多,但是增长的惯性很大,一下子冲高到4万亿美元。”

  “IMF对全球资本流动有分析,金融危机以来,由于发达国家采取经济刺激计划,数量型货币宽松,新兴市场流入大量资本,很多是金融性的资金流动,IMF估计4.2万亿美元,至少三分之一到了中国,这些钱稳定性比较差,所以发达经济体复苏后,很多钱会流出去,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新兴经济体有流出。”周小川说。

  易纲表示,使用外汇储备维护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整个过程利大于弊,对中国和国际社会都有好处。卖出美元收回了等价人民币,不是外汇储备打水漂了,是等价交换的过程。维护汇率稳定,实际上也尊重了市场规律,汇率保持了弹性。

  易纲同时表示,在去年加入SDR后,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有了制度性话语权,已经到了国际货币的第一梯队。在这个时候,中国可以进一步考虑,怎么优化储备,和提高储备优化水平。

  潘功胜指出,中国对外资产持有主体出现结构性的变化。市场主体持有对外资产比例在增长,去年底,官方外汇储备持有的对外资产对市场主体持有的对外资产是一半对一半。“这个结构性变化是个好事情。”

  盲目性对外投资有必要政策指导

  去年以来跨境投资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增速不断上升,另一方面来华直接投资有所下降,外界对跨境直接投资方面都有比较大的关注,如外商投资企业利润汇出、加强对外直接投资审查,央行、外汇局在这方面有何看法和政策?

  周小川称,中国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大体上是健康的,但对于有盲目性的对外投资,有必要进行一定程度的政策指导。

  周小川指出,中国资本流入流出将大体是平衡健康的。但是目前,部分对外投资有盲目性,出现了过热情绪。企业家形成一阵风,对外投资数字上可能增长得很快,但是里头有一部分是跟国家对外投资产业政策要求不符合,例如对体育、娱乐、俱乐部等领域的投资。

  “这些对中国没太大好处、在外面也引起一些抱怨和紧张的投资,进行一定程度的政策指导有必要的,也是有成效的。”周小川说。

  他同时表示,对于有助于发展出口,有助于提高产品质量,有助于研发、互利共赢的投资,还是会继续支持。但如果出现过热情绪、跟风效应、动机不良的现象,将会进行一定的管理。

  至于对内投资,周小川认为,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和其他一些金融领域的资本交易,在全球来说已经是一个很高的水平了,外商直接投资1000多亿美元,在全球是第一、第二的水平。这个情况下,再有非常大的连续的增长也是不容易的。但是中国吸引外资的政策、不断改进外商投资环境的政策,仍会延续。与此同时,我们还在扩大自由贸易区试点,从上海自贸区开始,扩大到另外几个自由贸易区,在吸引外资方面也能够有所改进。

  周小川强调,从心态上来说,我们也不要抱着过去的说法,进来就欢迎,出去就限制,这也不对。过去叫“宽进严出”“奖出限入”,这是过去多少年就开始纠正的概念。因此,我们说中国对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总体上是健康的,有一些个别不健康的或者有疑问的,鼓励大家进一步研究,有些政策可进行适当调整。总体来说,资本流出流入是比较健康的。

  (整理:财新记者 曹文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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