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记者 周东旭）每年全国两会，建议将某些行为“入刑”，或提高刑罚力度，是代表和委员们非常普遍的呼声。
有的代表委员会建议增设新的罪名。比如，今年全国两会就有委员联名提交《关于未成年人监护失职（疏忽）行为“入刑”的建议》，主张在刑法第四章增设“儿童监护疏忽罪”。
其解释逻辑是，监护制度是公法，应当纳入刑法保障，尤其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刑法应当责无旁贷。作为监护人，父母的监护职责和抚养义务具有天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其监护职责是法定义务，必须履行。如果失职造成犯罪，显然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也有代表委员建议在现有刑法规定基础上加重处罚。比如，有人建议加重对制假售假的刑罚处罚。也有代表建议，对刑法有关环保违法犯罪条文进行修改，加大量刑力度，最严重的应该判处死刑。“对环保违法犯罪行为的判罚大概是三年到十年，抓得少、判得轻，有些违法分子往地下水灌污水，这种行为令人发指。”
再比如，为了防范校园欺凌，《关于构建遏制校园欺凌长效机制的提案》提出可以考虑降低刑法中对刑事责任的承担年龄，同时将故意轻伤害纳入到现行的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承担部分刑事责任的罪名中。
也有的代表在更一般意义上使用“刑法”或“刑罚”。比如，有代表就表示，对于抄袭作品、票房注水和刷数据等问题，应该狠狠打击，特别是票房注水等，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其实质是商业诈骗，建议使用刑法处罚。
该代表的解释是，收视率造假的真正用意不是吸引更多观众去看，而是吸引广告商来投放广告，为什么前几年涉及业绩对赌呢？就是因为广告投放。这种赤裸裸的商业欺诈，应该用刑法打击。以前给电视台行贿，类似违法犯罪入刑后就好很多。买数据也是为了作品能有好的平台播出，性质一样的。
无论是建议新增罪名，还是提高量刑，目的大概都较为统一，即“起到警示效果。”有的表述更为直接，“推动这个制度的建立，不是说一定要把一个人苛以重责，而是一种警醒，避免更多的伤害发生。”
保护受害者的权益，打击违法犯罪行为，上述建议并非没有道理。但是，在“重刑”以及“入刑”呼声的背后，也要防止刑法过度化的问题。
对刑法的倚重看似加强了对受害者的保护，事实上，二者很难直接划等号，在立法、执法和司法实践中，甚至有时还南辕北辙。
近年来，学界对刑法过度化多有反思，其负面影响不容忽视。有学者就指出，刑法过度化不仅体现在立法、司法，也深植于社会民众和管理者的思维中。
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刑法“不适当伸向民事经济领域”，借刑事手段解决经济纠纷。自2016年以来，中央发布专门文件强化产权保护，其中一项就是要注意区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的界限，准确把握经济违法行为入刑标准，准确认定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的性质。实际上，太多的案例是以刑事执法介入经济纠纷，甚至选择性司法。
此外，在现有刑法可以囊括某一违法犯罪行为时，还会有建议单独增加一条更为详细的条款。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今年两会就有建议在《刑法》分则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罪中增设扰乱医疗秩序罪。理由是“2015年‘医闹入刑’只是明确了医疗秩序是社会秩序的一部分，但是没有专门针对‘涉医犯罪’这个问题进行立法调整。也就说‘医闹入刑’还只是停留在纸上，没有一些具体实施的办法。”
任何社会治理都需要一整套严密的机制，以校园欺凌为例，如果没有家庭、学校等相关治理主体的配合完善，单纯依靠刑罚，无法解决。
本来位于金字塔顶端的刑法，不可视为底部。最让人担忧的是，恰恰是因为迷恋刑罚，希冀“入刑”的威力，而有意无意或者故意忽视了每个现象背后的复杂的治理过程。对于某些社会问题，有时，过于追求“一招致胜”，而不愿或无心再去踏踏实实探寻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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