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记者 萧辉 实习记者 郑丹媚）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是连任两届的代表，参加全国“两会”十年来，提出50多项建议，超过一半得到采纳。
周光权还有一个身份是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多年来参与大量立法工作。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期间，他就依法保护产权、监察体制改革等重大问题接受了财新记者专访。他认为，在产权领域，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往往混杂在一起。要依法保护产权，纠正产权领域的冤错案件，就要斩断地方行政权力染指司法之手。
产权保护：斩断产权和权力的纠葛
财新记者：今年是吴英案发生十周年，私营企业产权保护问题一直是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2016年，中央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提出要抓紧甄别平反一批产权领域的冤案。你如何看待中央的这一文件？
周光权：中央制定的这个文件，是在广泛调研基础上决策出来的，很有针对性，而且符合现代法治理念。财产权是个人和企业生存的基础，这些年，一些民营企业家在国内发展遇到瓶颈，移民海外，造成人才流失，财产转移，这对中国的长远发展是不利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出台了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大政方针，非常及时。
财新记者：甄别平反产权领域的冤假错案，难点在哪里？
周光权：难点在于产权保护的法律体系还不是很健全。包括这次将提交审议的民法总则草案，有很多关于保护财产的内容，但有的内容还比较抽象。法律要靠人去执行，但是地方的经济利益、经济格局比较复杂，在一些地方，还有权贵集团和少数政府官员勾结在一起，很难做到公正。比如，在地方上，经常出现两个开发商争同一块地，发生纠纷。一家开发商利用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把另一家开发商老板送入监狱。另一家开发商绝地反击，又把这家开发商的老板送入牢里。这种案子看起来是两个商人之间的纠纷，实际上是权力在搅局。这两个房地产公司的权益，要保护哪一个？两个开发商都去坐牢了，哪一个案子错了？
中央的政策很好，但怎么去落实，怎么甄别冤假错案，首要的就是把产权和权力的纠葛切断，然后才能甄别哪里出错了。权力之手插到案件中，就很难办。这就对司法机关提出了很高要求，要求司法机关独立判断，不受地方党政高官干扰，严格依照法律和中央的精神处理案件。
财新记者：怎样才能从根本上防范和遏制产权冤案的发生？
周光权：从根本上保护产权，有两点很重要，第一点司法机关独立裁判，不受外来干涉。我们的司法人员其实心里是有数的，按照法律该怎么办他们是知道的，但往往是地方党政官员比如书记或者市长站出来打招呼、批条子，说这个企业家不听话，在我们这开工厂却把税交到别的城市，要教训教训他，想着法子把企业家送进监狱。还有一种情形是形成利益共谋关系，在办案前就可能沟通串谋好。
司法不受权力的干预，这一条做到了，很多冤假错案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要确保中央政策在地方上得到落实，把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力的共谋关系打破，让法院检察院独立办案，依照法律去裁量产权案件。
中办、国办已经出台了文件，就是禁止党政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这个制度非常好，但在某些地方上并没有得到严格落实。如果党政干部干预司法，就严格记录、通报、问责、处分，干预司法的情况就会得到有效遏制。
第二点是媒体监督。冤假错案，媒体可以介入深度调查，正经商人在一个地方为什么受到打击，背后的势力是什么？媒体如果能进行监督，地方行政权力违法介入产权案件也会有所忌惮。
财新记者：中央还提出，要严防以刑事手段介入经济纠纷。地方公检法怎么会有介入经济纠纷的冲动？
周光权：地方公检法机关介入经济纠纷的冲动，常常与办案经费返还有关。名义上办案经费是收支两条线，无论没收多少财产，都要上交，办案经费由财政另外拨款，但在实际运作中，这两条线变形了。办案机关收了钱上交财政后，财政马上从上交的钱里返还，形式上是两条线，但实际上财政给的钱，是办案机关交上去的，这就逼着办案的人去搞创收。
比如，有地市级的司法单位，一年需要的开支是3000万元，但财政经费只给一半，剩下的一半就要靠单位自己想办法。那它们就去办一些企业的案子，没收财产，交罚金等手段都用上。
在这种冲动下，有的案子明明是民事纠纷，就被判成了刑事案件。比如两个人签一个合同，交易本来是没有问题的，但其中一个人反悔了，就去找合同的问题，以合同诈骗的名义要求司法机关介入，把外地的企业家抓起来没收财产。合同纠纷用刑事手段介入，影响很恶劣。
财新记者：那怎么把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区分开？
周光权：在合同诈骗案中，经常容易把民事问题和刑事问题混淆。《刑法》上规定的合同诈骗罪，本意并不是处罚生意往来当中的合同纠纷，这种合同纠纷按照民商事法律去处理就好了。但是在实践中，合同诈骗罪的适用被扩大化，发生纠纷后走民事官司往往赢不了，走刑事官司就翻身了。
要正确处理这类民事和刑事交叉的案件，特别是合同纠纷和信用卡纠纷等案件，就得请一些民法、刑法领域的专家来分析，综合调动司法机关民事审判和刑事审判的办案部门参与，大家一起从法律关系上判断是否构成刑事案件。
防范冤案：把每个可能出错的环节都管住
财新记者：近年来聂树斌案、呼格吉勒图案等一系列刑事冤假错案得到纠正。你如何评价？
周光权：近年来聂树斌案、呼格吉勒图案等标志性的冤假错案得到纠正，我是高度肯定的，做到这样已经不容易了，但离我的期待还有差距。
我是研究刑法的学者，我认为不足的地方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目前纠正的冤假错案是很典型的“显性刑事案件”，像聂树斌案这种命案，因为疑似真凶出现才引起关注。经过那么长时间，耗费那么多人力物力，最后最高法院出面再审平反，可见纠错多么不容易。目前纠正的冤假错案范围有限，基本都是命案。但还有很多隐性的冤假错案，比如前面提到的合同诈骗案，得到纠正的难度就很大。
第二，冤假错案的纠正速度比较慢、效率比较低。一个冤案发生以后，从媒体关注再到最终纠正，时间跨度太长了，有时候正义来得太晚了。
第三，还没有建立起防范冤假错案的长效机制。像聂树斌、呼格吉勒图这样的案子，现在是纠正了，但是有没有建立一套机制保证今后遇到类似的案子还能防得住？不能一边纠正冤假错案，一边还在形成新的冤假错案，然后又等着后人来纠正前任办的这些案子。正确的办法是我们现在纠正了一起冤案，就反思错在哪里，然后建立机制把每个可能出错的环节都管住，建立机制保障。
财新记者：最近我们也看到很多讨论，要对冤假错案实行终身追责。
周光权：因为都是集体办案，谁都不用具体负责，这说明我们的办案机制有问题，导致最后责任没有具体落实。所以，必须建立科学合理的司法责任制。这些问题不解决，防范冤假错案的长效机制还没有建立，办案还是老样子，那就很难杜绝新的冤假错案再发生。
财新记者：正在进行的监察体制改革是反腐败的大动作。对此你有没有关注？
周光权：设立监察委员会是重大的政治体制改革。从法学的角度看，它整合了反腐败的各种力量。原来的反腐败力量分散，要改革有两种思路：一种是把改革的力量都整合到一处，成为监察委，形成“一府一委两院”的架构；另一种就是把力量都整合到检察院。新成立的监察委采取了第一种改革方案，让反腐的力量更集中，类似香港的廉政公署，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尝试。另外，在这项改革推进中，也要保障被调查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律师的参与。
财新记者：你已经担任两届全国人大代表，有什么心得吗？
周光权：当全国人大代表十年来，我提交了50个建议，被采用的很多，超过一半。我觉得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的意见建议要具体，要尽量了解实务和基层一线的情况，这样提的建议才有针对性。我结合自己的本职工作，经过充分调研，讲有根据的话，有建设性的话，加上我有在检察院挂职的经历，对司法的运行比较了解，因此很多建议被采纳。还有一个感悟，人大代表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必须参与到集体中发挥作用。我很珍惜人大代表的权利，努力履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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