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记者 汪苏）中国的实际城镇化速度或没有官方统计得那么快。比如，2016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增长1.25个百分点，约2182万人；但农民工增量则从2010年的1245万人，下降至424万人。农民工增量与城镇常住人口增量相差近1800万。
对于两个数字之间的差异，全国政协常委、原中农办主任陈锡文告诉财新记者，这是由于统计口径的不同。在中国新增城镇人口统计中，除了新增进城农民工，城镇自然增长人口、行政区划变动产生的户籍转换，都算在内。
他表示，根据中国社科院教授蔡昉的课题研究成果，一半新增城镇常住人口来自于行政区划变动产生的就地城镇化。
“这些人居住地没改，就业也没改，对实际城镇化没有意义。研究这个问题，要对这个口径进行研究。”陈锡文说。
陈锡文表示，根据蔡昉的研究，新增城镇人口中16%来自城镇人口自然增长，5%来自进城农民落户，只有26%来自农民工。因行政区划变动产生的新增城镇人口占比达53%。
“国外很多国家没有户籍，是按人口集聚度算，达到一定密度就属于城镇。”陈锡文说，我们不用这个，是按照户籍算，“有的地方冲动特别强，县要改市，县要改区，乡镇要改街道，村委会要改居委会。改完了，人在原地住，干的还是原来的活，但统计上城镇化了。”
不过，陈锡文表示，这个口径是原来就决定的，“确定这个口径的时候，各方面都是赞成的”。
此外，陈锡文告诉财新记者，按照统计，2016年有1600万人进城落户，“进城镇落户这个概念也值得琢磨”。这里面，有的地方是村委会改居委会，农民转居民；有的是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外来城镇户口持有者在这里落户。另外，近年国家对大学生、转业军人的落户力度比较大，“所以近年户籍人口城镇化、常住人口城镇化速度比较快，有一定原因。”陈锡文说。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近年来，在户籍所在乡镇以外就业的外出农民增速下降明显。2015年、2016年，外出农民工增速分别只有0.4%和0.3%；2010年，外出农民工增速达到5.2%。
与此同时，2016年，在本乡镇就业的本地农民工比上年增长3.4%，增速比2015年上升0.7个百分点，农民工表现出本地就业倾向。
陈锡文认为，这个局面和中国城市经济处于调整期是一致的。
“加快转移农民不是那么容易了，在现阶段，城市扩容有限，新增就业机会有限。而且，政府财政收入增速下降，即便过去政府手头宽裕的时候，公共服务问题都解决得不好。”陈锡文说，随着农村发展、农村优惠政策实施，至少一部分农民更愿意选择在本地就业。
他认为，在新形势下，应调整解决“三农”问题思路。过去，基本是两条：加快转移人口，加快土地流转。
“不是说过去讲得不对。”陈锡文表示，土地流转和农民进城还要继续推，但要看到实际状态，单靠这两个手段，离达成目标很远，必须多举措并举。
他表示，在推动农地流转的同时，也要发展农业服务规模化，实现中国农业的规模效益。在推动农民进城的同时，也要发展农村新业态，促进一二三产融合。
“下一步解决三农问题，思维要更宽，不能死守以前的做法。”陈锡文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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