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江委员：改革进入深水区，需要进一步推进理论创新

　　【财新网】（记者 萧辉 实习记者 孙良滋）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长期从事世界政党运行机制的比较研究，主持开创了世界政党比较学科。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上，他提交了进一步推进理论创新的提案。

　　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王长江表示，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很多问题绕不过去，必须解放思想，推动理论创新，来指导改革中面临的问题。他强调，腐败的根源在于权力滥用，反腐正处在从治标到治本的过渡阶段，要把过去的“打人头”，转变成以制度来规范权力，把反腐的阵地前移。

　　慎用行政手段解决学术问题

　　财新记者：今年你提交了什么提案？

　　王长江：我提交了一大一小两个提案，小的提案是建议放开车检站点，把车检完全推向市场化，出发点是约束行政权力，转变政府职能。大的提案是进一步推进理论创新，这个提案看似有点空，但非常紧迫。近年来，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一个突出问题是社会矛盾，社会意识裂痕加深，社会共识越来越薄弱。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人们的看法存在着分歧，有的还明显对立。我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理论创新不够，政治学理论创新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以前改革在浅水区，很多问题被绕过去了，但现在改革进入深水区，有的问题不得不碰，这就需要进一步推进理论创新。

　　财新记者：理论创新的难点在哪里？怎样推动理论创新？

　　王长江：在我们党内，“左”的东西一度很有影响。“左”的东西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拿大帽子吓人。当人们被这种大帽子吓唬住时，理论创新就很难向前迈步。理论创新要坚持“四不主义”，就是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慎用和忌用行政手段解决理论探讨中出现的学术问题。

　　财新记者：邓小平在90年代初的南方谈话中提到，“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20多年过去了，有人提出要“超越左右”“谋求改革共识”。你怎么看？

　　王长江：首先我们要理清“左”与“右”的概念。在西方，“左”是指激进的政治观念，“右”是保守的政治观念。而在中国当前的话语中，“左”“右”概念含混不清。说到“左”就是僵化、保守，说到“右”就是激进。邓小平同志说的“左”与“右”的观念是在历史推进过程中产生的。但在实际中，“左”“右”变了味。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到“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一观点在现在仍有重要警醒作用。改革进入深水区，“左”与“右”的交锋很激烈，面临体制上的问题，“左”是“还走不走”的问题；“右”是“朝哪个方向走”的问题。我们要警惕“右”，防止西化，但也要防止“左”，防止改革止步不前。

　　全面深化改革，明晰产权制度是突破口

　　财新记者：今年是邓小平逝世20周年。全面推进深化改革，你认为关键点在哪里？

　　王长江：全面推进深化改革，最重要的是解放思想。邓小平理论中很重要的一条是思想解放。当出现问题时，是用实践来检验理论，还是用理论来套实践？邓小平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过去30多年，我们坚持邓小平的这一路线，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今改革进入深水区，经济发展成绩很大，但顺应经济发展的创新的政治和社会理论没有跟上来。经济发展有一套自己的逻辑，而政治学理论则基本没有摆脱传统的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解释框架，两者发生激烈矛盾，导致社会共识淡薄，阻碍了改革进程。

　　我们应该认识到，改革进入了深水区，以前在浅水区，有些问题可以绕过去，但现在面对的是制度上的一些问题，没办法绕过去。到底是顺应市场的逻辑，去改变行政体制中一些不适应市场经济的东西，还是改不动的就不改了？我认为必须“壮士断腕，杀出一条血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使它更顺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改革体制，就会触动既得利益者，遇到的困难很大，但即使困难很大，我们也要往前走，这就是改革攻坚战，要敢于啃硬骨头。

　　财新记者：全面深化改革，你认为应该有哪些突破口？

　　王长江：在经济领域，首先要明晰产权制度，到底用一种什么观念看待产权。过去强调更多的是要个人服从集体，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少了“神圣”二字，就可以看出差距。产权的观念在逐渐转变，逐渐顺应市场经济的逻辑。第二是法治，大家应该达成一种默契，一旦出现矛盾必须服从法律，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公平正义。政治方面，最重要的就是民主。比如首先从党内民主开始，党内如何选举、决策、监督。民主与市场经济相互促进，经济发展之后会对民主起到促进作用，而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成果要用民主来固定住。民主不一定是最科学的，但民主是大家选择的结果，风险由大家来承担，制度风险也就降低了。如果民主长期滞后，会导致经济发展变形，比如很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没有用民主制度来固定，导致财富分配出现问题，有权者就会捞取更多利益，形成权贵资本。我们怎样防止这种陷阱？民主制度是良药。

　　财新记者：距离全面深化改革达成的目标还有四年，你怎么看待改革进程？

　　王长江：按照目前的改革势头，2020年的目标肯定能实现。我更关注的是社会、政治、经济的全面发展，这也是“四个全面”的题中之义。过去我们更关注经济发展，现在我们应该把老百姓的认同度加入考量，财富分配均衡不均衡，是否公平，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

　　重视制度建设，把反腐的阵地前移

　　财新记者：如何看待改革形势和反腐之间的关系？

　　王长江：反腐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反腐为改革提供保障和环境，这是毋庸置疑的。有一种观点说反腐阻碍经济发展，这种说法很荒谬，在发展过程中是存在一些不那么洁静的东西，但如果说改革是靠腐败来支撑的，这种改革迟早会变形。从长远来看，反腐肯定有利于国家健康发展，有利于推进改革，有利于经济的增长。

　　财新记者：对于现在的反腐形势，民间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是“运动式”反腐，一阵风就过去了；一种认为反腐打击面过大，担心超出可控范围。你如何看待现在的反腐形势？

　　王长江：这与我们所处的反腐阶段有关系，反腐正处于从治标向治本的转变过程中。治标就是矛头对着腐败者，谁滥用权力，就处理谁。但只要腐败的土壤还在，腐败者就不会绝。治本就是理顺权力之间的关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现在我们正处在从治标到治本的过渡阶段，要打消人们的疑虑，就要把过去的“打人头”，转变成以制度来规范权力。在这个过程中，有不少制度需要建立，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些制度，但发挥的作用有限。比如禁止官员经商，怎么样能发现官员在经商？这就要实行财产公示制度。一旦发现官员经商，又有什么惩戒措施？制度之间要彼此连接起来，协同发挥作用。

　　财新记者：有一种说法认为，反腐败使得一些官员不作为，产生“庸官”，你怎么看待这一说法？

　　王长江：我去一些地方调研，发现确实存在这种现象，过去是“胡作为”，现在是“不作为”。“不作为”并非反腐必然带来的，这是制度系统出了问题带来的。不能用“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去处理问题，否则就会出现从“胡作为”到“不作为”。应该有顶层设计统筹规范各个因素。

　　财新记者：今年将召开中共十九大，你如何展望未来五年反腐和廉政建设的走向？

　　王长江：王岐山同志在多个场合强调反腐力度不减，对反腐保持高压态势。这种态度是对的，但在方式上会发生变化，不再只是关注人，而更重视制度建设，把反腐的阵地前移。

　　老百姓关注打了多少只“大老虎”，出了多少涉案上亿元的贪官，这种数额是触目惊心的，对改革也有负面影响。我们在保持反腐高压态势的前提下，更注重加强制度建设，通过制度上加强监督，防止出现巨贪。

　　腐败的根源在于权力的滥用，解决之道在于对权力进行监督。监督应该是多源的，有上面对下面的监督，也有下面对上面的监督，有权力对权力的监督，也有非权力对权力的监督，有党内监督，也有党外监督。我国的政治现实是非权力对权力的监督还不够。我们从党内的自上而下的监督，强调纪委在反腐中的重要作用，这个做法是根据我国权力结构来推进的，非常正确。短期来看，效果显著，但是从长期来看，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谁来监督监督者。监督应该是多元的，才能保证反腐朝着健康的方向走。

　　过去在反腐的过程中存在一些与法治精神不相符合的地方，我们注意到这个问题，现在越来越注重程序上合法。比如对于有问题的干部，纪委先审查，涉及到犯罪的移交司法，这个思路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