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记者 汪苏）中国城镇化已进入下半场：人口红利渐趋消失，但庞大的城市流动人口与农村留守人口并存；城市房价不断上涨，削弱经济转型动力；政府债务高企，土地财政难堪重负……城市发展下一程的资金和动力在哪里？农村人口和土地资源又如何参与城市化？“十三五”期间，城乡亟待构建发展新秩序、新机制。
如何完成新旧机制、新旧动力转换？12月3日在第七届财新峰会分论坛“城镇化进入下半场”上，多位嘉宾发表了意见。
中国社会科院学副院长蔡昉表示，中国外出农民工增长速度从过去大概每年4%，降到2014年的1.3%，2015年只有0.4%，今后可能还会降，甚至很快进入负增长。这将削弱经济增长动力。
因此，蔡昉认为，应加快推进户籍改革，推进人的城镇化。这必须让中央与地方政府合理分配改革成本。同时，将土地制度改革与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的推进结合起来，让农民拥有的土地、住房等财产可以资本化，使其更有能力负担进城的私人成本。
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认为，目前社会对房价的看法比较片面，“房价一高，各方面就比较紧张”。一般而言，房价应该分为三类：低收入者保障房的价格、“夹心层”人才所需住房的价格、高档商业住房价格。但现在，“三个价格混在一起，容易形成误判”。
许善达认为，控管城市房价，需要分类讨论，对高档房完全可以放开，没有必要限购，可以对其加税。税收则用来供给低收入群体保障房、夹心层知识分子等群体的住房。上海推动的共有产权房、深圳的人才住房等做法，值得在全国推广。
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副主任乔润令表示，目前中国的城镇化，旧动力迅速减弱，但新动力尚未形成。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政策导向和市场导向，走得不是一个方向”。
乔润令解释，这包括三方面，政策鼓励农民进城落户，但因为土地改革严重滞后等因素，农民不想把户口从农村迁出去；农民工向大城市走还是向小城镇走？政策和市场又出现了重大的偏差；此外，大一统的政策遇到了高度分化的区域现实。
对下一阶段城镇化发展，乔润令建议，第一，特大镇应设市，发展300个中小城市，释放巨大投资潜力；第二，中西部地区要以发展省会大城市为主，绝对不能以小城镇为主；第三，政策要调整，从大一统走向更加精准的区域化政策。
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表示，中国要推进城镇化，在微观层面，必须推进PPP制度形成，以规约不同治理机制的主体间合作。目前关于PPP项目的政策文件，还只停留在融资方式等技术操作层面。“使用者如何付费”等核心问题尚未形成制度。
他表示，PPP的核心是公共民营合作制。现在一些PPP项目有变成公共机构合作的倾向。如果都是公共机构的合作，治理结构是一样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PPP。“PPP是商业机构有利润的冲动，公共机构有提供社会服务的要求，双方的合作。如果都是一种治理机制，要么是不计成本，要么是没有效率。”
曹远征认为，推进PPP制度建设，在三方面要有重大突破：第一，在立法层面，要允许有跨政府间的特许经营；第二，在特许经营的安排下，必须要有SPV（特殊目的公司）；第三，要设立独立的第三方监管机构。
瑞银集团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表示，中国经济意义上的城镇化水平已经很高，城镇化下半场的重点在于进城人口市民化。在大部分进城农民已就业的情况下，下一步应当重点关注医疗教育、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问题。
汪涛认为，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重点在于财税制度改革配套，这不仅仅需要资金，也需要地方政府的动力。“比如，一些税种可以分一部分给地方政府，使得它有动力给本地居民提供公共服务。”此外，应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允许农民将其手上所有的土地资源转让及变现，这需要跟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的改革同步推进。
国开东方城镇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总裁王军表示，到了城镇化下半场，必须要创新城镇化开发模式，从政府主导，到用市场化的手段推进。在多年城镇开发实践中，一个重要认识是，要运用市场化手段，处理好土地、资本、产业、人口这四个要素的关系。
如何让农民更多参与和分享城镇化收益亦十分重要。他介绍了国开东方在房山区开发的“市民农庄”项目。国开东方通过搭建与农民利益相结合的市场化开发平台，高标准安置农民，并利用集约出的宅基地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建设市民农庄，发展各类产业，以此吸引城市有钱有闲阶层下乡。
“其实农民手里是有资源的，但是目前的政策、商业模式，没有办法把农民的资源变成资本，实现财富的增值。”王军表示，农村发展主要是缺人、缺钱、缺模式，通过市民农庄，可以带动城乡资源双向交流，比较好地解决了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