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记者 王力为）3月12日，全国人大在“两会”期间安排人民银行和“三会”负责人分别举行记者会。证监会新任主席刘士余的上任或许让“三会”的这场记者会成为可能，但是毫无疑问，刘士余在公开场合的“首秀”让外界对这位此前极为低调的证监会新主席多了不少信心。
三位农行老领导聚首，刘士余一上来就以形象、轻松，又富有信息的开场白赢得在场记者的好感：“我到证监会上任22天，还没‘满月’。大家可能都记得3月8号那一天有一个传说，我仔细回想了一下，那天我在香港团说，作为证监会主席，我不能建议大家买股票，但我更不能建议大家卖股票。”
他带点自我打趣地接着说道，“也许是‘乡音无改鬓毛衰’，乡音难改，我的口音太重了点，今天我会更准确地发音，希望在座的各位媒体朋友能够更准确地传播，接下来我会轻松地、高兴地回答大家的问题。”
整场答问，刘士余的语速不快，但语气坚定，多年未改的苏北口音丝毫没有给听众造成困难。
由于语速较慢，占去较多发言时间，记者会主持人在刘士余谈完救市问题时试图打断，刘士余则异常坚定、目不斜视地继续回应了记者附带的关于救市资金何时退出的问题。
这一坚定和不回避，赢得了现场记者全场唯一一次自发的热烈掌声。
与国际接轨的沟通
从沟通技巧上来看，刘士余的表现颇与国际接轨：坚持抬头答问，答问的收尾坚定、明确，与现场互动也颇多。
在回答记者问题时，他多次提到提问记者所在媒体，以示有针对性的回复和尊重，不仅如此，他还与舞台的另两位“主人”多有互动。
保监会主席项俊波在谈到险资举牌问题时提到，“举牌越多，我们刘主席是比较高兴的。因为保险资金都是长线资金，”此时，刘士余以笑容给予隔空回应。
当项俊波提到，“在国外的资本市场上75%都是机构投资者，75%的机构投资者里面有70%是保险机构，因为是长线资金，需要找很好的出口。”话音至此，刘士余点了点头，拿起笔记下，然后继续抬头望向台下。
在英国《金融时报》记者提问后，记者会的翻译将“资产”翻译成capital（而非asset）。刘士余在全场爆发出笑声的同时，对那位记者竖起大拇指。
在回答颇受各方关注的救市资金退出和熔断机制问题时，刘士余都以立场极为明确的一句话收尾。
关于救市资金，他说，“至于您关心的中证金的退出，坦率告诉你，我还没有考虑这事，未来的较长时间内，谈中证金退出为时尚早。”
关于熔断机制是否会“卷土重来”，他说，“未来几年，可以预见，我们的市场投资主体结构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所以未来几年我们也不具备推行熔断机制的基本条件。”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刘士余在记者会中坚持对着台下答问，即使需要参看事先准备的书面文字，也是先低头看，然后抬头说。唯一的例外，是谈到股市波动问题时为了回顾历史念了一组数据。在低头前，他还特意表示，“为了节省时间，我念一下数据”。
极具带入感的语言
在救市问题上，尽管刘士余表达的立场并不见得能说服所有人，但是他的幽默和极具带入感的陈述方式，至少令现场的记者们愿意“跟着他走”。
针对股指下行他说，“全社会关注、全社会焦虑，我也关注，我当时也焦虑，为什么？我在关注农行的股价……农行是大盘权重股，它一跌影响股指，证监会就得问责我。”
“大家都知道我比较长时间从事民生金融工作，深知老百姓挣钱不容易，在市场流动性枯竭、大面积恐慌的情况下，不果断出手还得了？”
在答问时，刘士余还不止一次借助俗语讲道理。谈到股市起伏他说，“俗话说，山有多高，谷有多深，泡沫怎么吹起来的，就会怎么破灭。”
谈到投资者在股市中的应有心态，他说，“资本的本能是逐利的，资本市场的灵魂在于竞争，竞争就必然有美丽和残酷两种格局，‘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作为资本市场的参与者，都必须以平常的心态面对这种现实。”
针对救市必要性他表示，“股指下行的势头对当时的金融市场的影响就好比一辆重载的油罐车，不管它拉的是煤油还是柴油，在下坡路上刹车失灵了，轻则车毁人亡，重则引发‘森林火灾、破坏文物、伤及无辜’，这叫多重性风险。”
得到提问机会的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在记者会结束后对财新记者感叹，“今天刘主席的沟通表现大大超出我的预期。”一位长期关注银监会的媒体人则表示，尽管银监会主席尚福林谈的不少内容都是首次在公开场合讲的有用内容，但是除了长期关注银行业的记者，恐怕其他人的注意力都被刘士余的出色沟通吸引去了。
人行文化传演
在当天上午的人民银行记者会上，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再一次轻松、自若地应对了记者们的问题。由于问题新意少、问题设计缺乏针对性，在货币政策立场等问题上甚至给现场记者以“周行长又开始上课了”之感。
记者连番向周小川求教，周小川也不忘给记者出题。一位国内媒体记者问到关于“账户管理”的问题。周小川反问，到底指的是过去银行开户要实名制，还是第三方支付的账户管理，或者是金融机构在央行开户的账户管理。
该记者一时语塞，几秒后才蹦出提问时已提到的“支付”两字。
其实在两周前的G20记者会上，就一位德国记者的提问，周小川亦曾试图让记者澄清，“你提到的‘social credit’是指社会融资、还是社会征信体系，请你明确一下”。
这样的直白、专业并不只是针对记者朋友，周小川对他的副行长们也毫不“手软”。在被问到“不良资产证券化”问题时，他提到海外事实上有一个专门的资产类别称作“distressed asset”。话至此，他转过头问身旁的易纲中文怎么翻，易纲一时没回答上来，周小川的表情还颇为“不依不饶”。
不过周小川无疑对他的几位副行长寄予厚望。他的开场白就用来介绍三位副行长及他们的分工，并说，“希望大家更多地熟悉他们这几位副行长。”答问时，他一一将相关提问导向分管的副行长，支付类问题归副行长范一飞，金融市场方面问题归副行长潘功胜、货币政策和人民币问题归易纲。
几位副行长对于这场记者会也极为认真。易纲除答问之外多数时间都在记笔记；潘功胜的“备课工作”做得极为充分，会上亦不时奋笔疾书。
在场下，现场一侧的前排坐了近20位人行（包括外汇局）司局级官员。在两周前周小川在上海G20的记者会上，亦有近10为人行司局级官员在台下聆听周小川对海内外的沟通。
从这个角度看，在学术氛围浓厚、沟通坦诚、鼓励不同意见的人民银行供职18年后，刘士余履新证监会后出色的“首秀”或许并非偶然。
现场的一位海外媒体人观察道，回顾两会期间其他场次记者会上多数发言人的表现，以及记者会组织者的周密“部署”，不得不说，个人和少数机构的演变总是会快于整体或整个体制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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