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记者 赵晗）在中国的偏远农村、山区、牧区，小规模学校不会消失，仍要继续为无法进城上学的“后20%”弱势人群子女提供教育。
但是，农村小规模学校的管理却面临诸多问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发出提案，呼吁为农村小规模学校设立公用经费专项独立账户，促进管办评分离。
目前，各地农村小规模学校普遍实行的是“县教育局-乡镇中心校-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垂直式分包分管教育模式，对小规模学校的发展造成诸多困扰和问题。
管办评分离、明确中心校权责
在中国，“小规模”一般是指学生人数在200人以下，但没有硬性指标。提及农村小规模学校，人们往往会用“小而弱、小而差”来形容。限制其发展的原因之一，恐怕在于中心校普遍节流农村小规模学生的生均公用经费。
朱永新指出，虽然教育部明确规定对不足100人的小规模学校按100人核定公用经费补助资金，但教育公用经费下拨到中心校账户后，中心校往往采取“集中记账、分校核算”的方式，并不按规定标准足额拨付给农村小规模学校，截留村小、教学点的经费用于自我发展。
除了财务控制，中心校还对小规模学校的人事拥有控制权。由于县和乡镇需要大量借调教师应付日常行政事务，中心校被借调教师的缺口，主要从村小和教学点再借调教师，致使村小和教学点不得不使用代课教师或临聘教师，教育质量更为低下。
朱永新担心，这种县教育行政部门依托中心校对乡镇教育实施间接管理的方式，使得中心校“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难以做到管办评分离，甚至加重基层教育的官僚化。
对此，朱永新的提案建议，在教育公用经费短期内仍由中心校继续统筹管理的情况下，需要上级教育督导部门和审计部门加强监督；可按照年度或学期定期分账核算，并实行严格的公示、申诉和追责制度，确保公用经费统筹使用的公平合理，确保国家保障农村小规模学校发展的政策得以落实。
第二，从发展的观点看，应剥离中心校对农村小规模学校的人事和财务控制权，仅保留教育教学业务指导权。此外，还应为农村小规模学校设立公用经费专项独立账户。而小规模学校在项目建设上的统筹配置权，应逐步由中心校转移至县教育行政部门。
第三，提案呼吁，逐步提高农村小规模学校经费标准。在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农村学校学生不足100人按100人拨款政策的同时，在可能的情况下，应逐步提高小规模学校的办学经费。
目前，由于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评价仍以学校为单位进行，中心学校在挤占小规模学校经费的同时，并不对小规模学校的办学水平负责。
提案最后呼吁，按照责任与权利统一的原则，在小规模学校由中心校统筹的情况下，其考试、升学等评价也应当与中心学校捆绑，使学区成为一个评价单元，使得中心校承担起改善小规模学校教学的责任。
迈向“小而优、小而美”
2014年5月，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研究部部长姚晓迅，联合首都经贸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对4个国家级贫困县（宁夏海原县、广西融水县、湖北五峰县、云南会泽县）的农村小学教师进行了调查，并生成有效问卷1587份。
调查显示，师资薄弱也是制约农村小规模学校发展的原因之一。
“一些教不好、懒得教、不会教的教师严重滞留在我们这类学校。”在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范家小学书记、校长张平原看来，人事政策不利于农村教育的发展。
举例而言，根据现有规定，凡新聘教师必到农村学校工作，教师欲申请进城，必须经过考试选拔。“这样一来，农村学校永远都处于教师（质量）薄弱的状态。”
与此同时，农村教师的待遇、学校干部的执行力、农村学校发展的顶层设计和教学领导力，也都需要加强。
21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长杨东平曾指出，中国农村教育正在发生“千古未有之大变局”。主要原因有三：学龄人口大幅减少；大规模人口流动导致以往城乡分治的二元结构，正被城、乡、流动人口的三元结构取代；持续10年的“撤点并校”和“学校进城”政策，使得仍留在农村的学童，出现“上学远、上学贵、上学难”的问题。
如今，改善农村小规模学校质量已经成为朝野共识。为了让散落在农村各地的小规模学校“抱团取暖”、交流经验，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率先于2014年12月成立了“微型学校发展联盟”，由广元市利州区范家小学书记、校长张平原担任联盟理事长、秘书长。最初加入的成员学校为利州区的14所小规模学校，现有教师共236人。
杨东平表示，在教育现代化的坐标上，小规模学校其实更加符合教育的规律，是学校发展的趋势。虽然困难重重，但中国农村小规模学校“小而优”“小而美”的例子仍不断涌现。
“未来最出色的教育案例，可能不是在‘高大上’的学校，而是在农村小规模学校中。”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王雄如此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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