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记者 刘佳英)中国正步入“银发时代”,逐渐增长的老龄人口,对中国而言是机遇,还是挑战?
11月6日下午,来自学术界、金融投资业、医药行业的多位专业人士,齐聚第六届财新峰会“老龄化社会:挑战与商机”专场,围绕中国迈入老龄化社会后的挑战与商机,以及二孩政策全面放开后,对整体社会结构带来的影响进行讨论。
在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看来,如果不及时改革,老龄化的趋势首先会拖垮医疗,接着“养老再雪上加霜”,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老龄化的趋势中或许蕴含着商机。
诺华中国总裁徐海瑛表示,人口老龄化随之带来了医疗需求的增长,尤其在慢性病方面。因此,老龄化社会能够培养出一些世界级的企业,但这还需要政府构建一个更加有效的医疗卫生体系。
据徐海瑛观察,目前中国的医疗服务体系,还没有做好迎接老龄化的准备。“我去了很多基层的医疗机构,包括CDC疾控系统,现在很多疾控系统的应急体系还是以传染病为主。”徐海瑛表示。
随着老龄化趋势日益明显,一般认为这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威胁极大,包括工作人口占比减少会导致经济放缓、社会储蓄率恐呈阶梯式下降、政府财政负担加重等等。但在讨论中,也有业界人士从中国劳动力结构出发,阐述了不同的观点。
汇丰银行亚太区董事总经理、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认为,劳动力数量的增长,从来都不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现在中国的劳动力数量已经到达峰值,未来劳动力数量还会出现下降。“但就中期而言,也就是十三五期间,劳动力每年下降0.2%,是很少的,以人口红利消失作为主要因素,称中国经济增长力必然下滑是不合适的”。
屈宏斌还指出,中国人力资源成本正在增加,劳动力的教育程度逐步提高,这一趋势“把劳动力资源源源不断地从低劳动生产率的部门,转移到生产率比较高、效率比较高的部门”,这有助于中国利于用好已有的劳动力存量,抵消劳动力人口下降的影响。
对此,瑞银集团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持类似看法。汪涛表示,处于劳动年龄的人口占比虽然在降低,但仍然有劳动力转移的空间。在目前的城镇化水平下,仍有30%左右的就业人口在农村,农村的“蓄水池”仍然有富余劳动力可以转移到城镇。这种劳动力的转移,才跟经济增长正相关。然而,汪涛说,中国当下面临的问题是,仍然存在太多阻碍劳动力转移的因素。
汪涛指出,例如中国的教育结构严重失衡、职业教育规模并未扩大、户籍限制较多,这都抑制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2015年10月29日,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闭幕,会议决定实施“普遍二孩”政策。官方指出,放开“普遍二孩”,部分原因是为调整人口结构,给中国经济增长提供动力和活力。
但参与峰会的多数人士认为,中国人的生育愿望正在变弱,“普遍二孩”对人口总量的刺激效应,短期内应难以显现,反而会带来工作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下降、人口负债等新挑战。
携程旅行网联合创始人、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梁建章指出,年轻人能给企业带来活力和创新,但目前来看,“普遍二孩”政策后,每年增加的人口与上世纪80年代比起来还是很少,而且受经济压力等因素影响,很多夫妇不敢要二孩。
“生育政策不是放开二胎就够了,很多年轻人就说不敢生。将来政府推出什么样的配套政策,决定了人口出生率能够提高多少、能多大程度地解决老龄化问题。”梁建章表示。
高盛私人财富管理中国区副主席兼首席投资策略师哈继铭坦言,全面放开“二孩”之后,短期内有工作能力的人,在总人口占比会进一步回落,因为原来的人是4:2:1分布,即4个老人、2个中年人、1个小孩,而现在可能变成4:2:2。因此,工作人口占比的下降速度将更快。他担忧,“两个年轻人要承担6个人的生活,一个国家储蓄率高的时候才能比较有利的推高资产价格,储蓄率下降往往是资产价格下降的”。
而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魏尚进则指出,在一胎化政策下,中国的性别比例出现了非自然的失衡,目前社会男女比例为115:100。但 “普遍二孩”政策实施后,对调节中国人口的性别比例有重要意义,特别是“从幸福感来讲,普遍二胎对提升国内幸福感,有正面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