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记者 杜珂）11月5日，第六届财新峰会“中国新规划”特设“改革老人杜润生追思会”专场，邀请杜润生的亲属、当年的门生故旧，以及“农口”专家学者，回忆、缅怀杜润生。
与会者说，杜润生之所以受到一致敬重，能够主持起草的中央一号文件，推动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制定和落地，在于杜润生对农民有深深的感情，始终以“让农民富足、过上体面生活”为己任，以及有一整套对内外开放的工作机制和调查方法。他要求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有‘三种精神’：献身精神、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让大家畅所欲言，要搞‘群言堂’、不搞‘一言堂’”，甚至“鼓励做反方向的推敲，允许不同意见提出”。
有问题意识的文件真管用
杜润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主持起草的5个中央1号文件，在推动中国农村改革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并由此开启了此后30多年改革开放之路。
这5个中央1号文件为什么管用？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晓山认为，原因在于，这5个一号文件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又通俗易懂，能够回答农民和基层干部最关心的实践中最需要要解决的问题。
“那个时候制定农村文件，完全靠调查研究，真正从基层发现问题、梳理问题，提升提炼，变为国家政策。动员组织了和各个阶层、领域、部门的知识和智慧，尊重群众、基层干部的创造，绝对不是少数精英的闭门造车。”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研究员袁崇法说。他时任农研室二组工作人员，主要职责是组织协调机关外面的研究力量，包括委托课题。
袁崇法说，“中央一号文件”每次在1月份下发后，农研室就组织若干组，奔赴全国各地听取贯彻落实当中的干部群众甚至农民的反映；第二个季度，逐渐针对一些专题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从7、8月份开始，分别组织各种各样的座谈会，理清下一步农村问题的解决方案，召集专题调查研究部门座谈。对一些重点省份、意见比较大的省份，请负责人到北京来，一个一个谈；到了第四个季度，再正式起草下一个1号文件。
如此集思广益，自政策的可行性自然很大。加上用词朴实，老百姓也看得懂。“那时候中央1号文件没有宣讲组，文件发了以后，人民日报一登，新华社一传播，家喻户晓，就实施开了。”袁崇法说。
农业部原政策法规司司长郭书田提到过，杜润生的讲话和文章，言之有物、言之有据、言之有理，高屋建瓴，开门见山，单刀直入，言简意赅，切中要害，绝不说空话、套话、大话、车轱辘话，因而广受欢迎。
常年在农村一线做调查
调查，是杜润生屡屡提及和身体力行的重要工作方式。
从1980年到1984年，杜润生走遍了25个省，240个县，有时候一去一个月。走街串巷，有的偏远的地方能去两次。杜润生外孙杜帆回忆说，杜老当年下乡调研，老乡把粪都堆在家里，随行的人都不愿进去。杜老走进去跟老乡一起坐在粪堆上，还接过老乡的烟袋吸了两口，“老乡一看，这个干部没有架子，没有官样，就很愿意说实话。”
杜润生重视调研，是他从多年的实践中发现，凡是注重调查研究的时期，就是共产党开展工作最好的时期；凡是不注重调查研究的时期，就是工作上出毛病的时期，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保守主义、冒险主义都出来了。
为了做好调研，杜润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任赵树凯回忆到，杜润生强调要有客观的态度，不要随便舍弃不支持自己见解的东西，也不要专门去找那些事实概念来支持自己。调查要长期化、社会化，要长期积累。为此，杜润生要求年轻人至少要在农村半年时间，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并很早就在农村建立了信息点。
任何一个决策都要从反方向推敲
杜润生当年还提出要求，工作不仅要“走出去”，还要“请进来”，对内外开放。赵树凯回忆说，杜润生曾提出，要建设一个知识库，多储藏点东西，不要办成货站，今天进货，明天批发。要对内、对外开放。他对外成立了评议委员会，还聘请政府部门等等特约研究员、通讯研究员，建立了一整套机制。“9号院氛围很好，但是杜老还是不满意。一次会上他讲，我们这个机关的作风还是不主动，还有官僚主义，多年来形成的机关化作风要改变，要形成有自己特色的、科学的、战斗的作风。机关要对内、对外开放，要是一个大熔炉。”
求真务实的杜润生，还特别重视请不同意见人到场，尤其不能缺少持反对意见的人。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翁永曦回忆说，杜润生告诉他，任何一个决策都要鼓励做反方向推敲，把所有的不利因素、反面的意见都提出来。如果能回答得了，说明这个政策的可行性就比较高；回答不了，还要再做研究。杜润生这种广开言路的工作方式，使得制定出的政策包容性比较强，少有“一刀切”的弊端。
“在作决策之前，杜润生一定要让每个人都充分表达意见，因为每个人的背后代表的是经济社会矛盾的方方面面，考虑方方面面制定出来的政策才有广泛的适应性和生命力，才能最大限度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中国土地学会副理事长黄小虎说。
翁永曦回忆说，在杜润生看来，中国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差异太大，但是又只能出一份文件，而这份文件无法指导不同情况的工作。因此，中央文件要给地方流出变通的空间，让地方干部从本地的实际情况出发，能够做到因地制宜，有试错和突破的机会和勇气。
政策制定以后，执行中基层有什么反映，群众有什么意见，出现什么新情况，更是杜润生关注的重点。每次中央1号文件出台后，他就组织若干组，奔赴全国各地，听取贯彻落实中的第一手干部群众甚至农民的反映，并在深入调查研究中发现新问题，接着制定出新的文件来解决问题。
做上下连通搭桥人
让中央领导能够听到地方上的真实声音，看到地方上的真实情况，为中央政策的制定搭建坚实正确的信息平台，杜润生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说，中国改革开放的上下互动，中间有没有杜润生这道符号，历史会大不相同。
杜润生起到的中间作用，不仅是自己亲自说给中央领导听，也邀请地方干部和参与调研的研究人员一起去说。
中国税务学会副秘书长张木生回忆说，，有一次随杜老到中南海汇报粮食问题时，一个青年人拿出数字模型证明，中央手中只要保持1280亿斤粮食，用保护价收购，剩下的所有粮食可完全放开，取消粮票，市场化经营。这就是“稳一块，活一块”的渐进改革模式。这时，一位中央领导说，你们年青人还这样保守，中央留一千亿斤足够了，剩下的全放开。话音刚落，一位青年人很冲动地说：“你们中央想什么呢？我们提的数据是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与反复测算出来的，不是拍脑袋！”这位中央领导马上向冲动的年青人走过来，拍着他的肩膀，和颜悦色地说：“你们慢慢说，我仔仔细细听。”
袁崇法回忆说，在一号文件形成的最后阶段，杜润生会安排几个省的干部去见国家领导，让他们亲自听一听地方主管领导的想法。
不唯上，只唯实
实事求是有科学精神、献身精神和民主精神，是杜润生对9号院工作人员的三个要求。
赵树凯称，杜老说自己是“没有主义”，“要有主义，也是经验主义”。杜老还曾经引用邓小平的话说过，“只要国民经济上去了、人民满意了，叫什么主义都可以”。
赵树凯认为，杜老说自己“没有主义”，中表述虽然简单朴素，但是含意深厚。“没有主义”，不只是一种哲学的见解，还是一种政策的主张。正因为没有既定的“主义”，才注重从实践经验、从农民那里找意见、找主张，“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意即如此。
在翁永曦看来，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是杜润生他们那代了不起的共产党人的一个特点，他们敢讲真话，不仅敢于修正自己的错误，也敢修正当时中央的错误。
永远活在人们心中的神奇老人
赵树凯说，杜润生晚年讲民主讲得特别多，“‘没有主义’和强调民主，是有内在联系的。”
“让农民过上好日子、受尊重，所有的农民都有人权、幸福起来，是老爷子一生的目的。”杜润生外孙杜帆回忆说，自己小时候只知道外公是“搞农村工作的”，后来才体会到，外公所追求的不是自己著作等身，不是制订了什么政策、文件因而受人尊敬，也不是自己一生的故事脍炙人口，而是改变人们对农民的不屑、瞧不起甚至是鄙视。这不是通过“给农民怜悯”让农民过上好日子，而是希望每个人真正从心底里对农民产生尊重，是依赖农民，而不是对农民做慈善。
杜润生在去世前几个月，还以102岁高龄写下了“乡村创新”的题词。这与五中全会前热议的“农业创新、乡村创新”不谋而合。“老爷子真的不是一般的人。”杜帆说。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研究中心政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孙方明说，杜老说自己是“坐怀不乱、迎新不乱”，“我始终在琢磨这两句话。坐怀不乱，就是杜老的有定力，不管是诱惑、压力、挫折、波澜、荣耀，全都能一一化解；迎新不在佛教里就是一句禅语，这是他的追求，他的大爱、他的智慧，他的思想的自由驰骋、广阔的胸怀。所以他一边非常守规矩，一边又想象丰富。”
郭书田表示，杜润生一生各阶段都与农民站在一起，全力指导农民突破各种禁区，推动农村改革决策和发展历程。当前改革进入深水区，农村改革面临诸多深层次问题。应从杜润生的遗作和思想中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并加以丰富发展，形成新生产力。这是对杜润生老人最好的怀念。他建议，成立编委会，整理出版杜润生农业经济学著作，使其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精神食粮。
与会者认为，上世纪80年代改革的流金岁月已逝，在对杜润生的纪念中，人们期待能够从中汲取改革者的智慧和科学的方法论，推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从蓝图化为现实，为后世营造丰厚的“改革红利”。
参加本次追思会的成员是：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翁永曦、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研究中心政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孙方明、中国税务学会副秘书长张木生、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晓山、农业部原政策法规司司长郭书田、中国土地学会副理事长黄小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任赵树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原部长徐小青、中国土地学会副理事长蒋亚平、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研究员袁崇法、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国务院原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象之女吴阿丽、杜润生之女杜霞、杜润生外孙杜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发来了书面发言。会议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刘守英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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