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法：杜老改革不是少数精英闭门造车

　　【财新网】（记者 石睿）作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是动员组织了和各个阶层、领域、部门的知识和智慧，尊重群众、基层干部的创造，“绝对不是少数的精英的闭门造车”。

　　在11月5日举办的第六届财新峰会“改革老人杜润生追思会”上，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研究员、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袁崇法提出了上述看法。

　　袁崇法提到，他进入农研室后，在杜老的组织下参与了起草“中央一号文件”，每年文件的起草时间是一整年，采用了长年不断连续的“滚动式”，“每一个文件都衔接得非常好，没有断层。”

　　具体来说，“中央一号文件”在1月份下发后，农研室就组织若干组，奔赴全国各地听取贯彻落实当中的第一手干部群众甚至农民的反映；第二个季度，开始逐渐针对一些专题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从下半年7、8月份开始，分别组织各种各样的座谈会，理清下一步农村问题的解决方案，召集专题调查研究部门的座谈。有一些重点省份、意见比较大的省份，亲自召到北京来，一个一个谈；到了第四个季度的时候，文件正式起草，同时还会请地方上有思想、文笔功底比较好的人直接参加起草工作。

　　袁崇法提出，上个世纪80年代，有人曾说，“杜老领着一帮精英，不了解中国的国情，学西方的东西，在农村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实际上，那个时候制定农村文件的起草，完全是调查研究，真正从基层发现问题、梳理问题，提升提炼，编为国家政策。

　　上述起草过程隐含一个非常深刻的思想，就是尊重群众的创造、尊重基层干部的创造、尊重一线的创造。袁崇法强调，“中央一号文件”不是几个精英编出来的，是开放式的。很多“三农”机构部门，老百姓和农民都在参与编制，这样文件是“有生命力的”。

　　此外，袁崇法认为，杜老非常关注“三农”政策宏观微观的效果，用宏观微观的效果来检验农村政策的科学性。微观上就是解放思想，提高农业生产力；宏观上则考虑农村的经济结构，带动整个经济结构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