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欣一委员：连续八年呼吁看守所剥离公安

　　【财新网】（实习记者 单玉晓 记者 周东旭）“冤假错案大多是看守所里的刑讯逼供所致，要从制度上遏止冤假错案，关键是把看守所从公安内部剥离，移交司法行政系统。实行侦羁分离，需要处理的问题和困难当然有很多。但权衡之后，还是建议国家能下决心实行侦羁分离，并越快越好。”

　　日前，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侯欣一教授接受财新记者专访时，介绍了关于看守所改革的提案。

　　按照现行刑事司法权限的配置，公安部门负责对刑事案件的侦查和对犯罪嫌疑人的看管。这种权限配置在一定的时期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长远看，它使公安部门在行使侦查和预审权时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和制约。

　　“中国是个大国，看守所中被看管的人员众多，不出事是不可能的。因而，为了政府本身的清白，我们也需要尽快改变目前这种体制。”侯欣一说。

　　今年2月底至3月初，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出台深化改革指导意见，为新一轮司法改革谋篇布局。在全面实施依法治国的背景下，这被认为是中国法治进程的风向标。

　　“很遗憾，改革意见没提‘侦羁分离’，看守所中立暂时无影”侯欣一无奈叹气说。

　　财新记者了解到，现行看守所管理所依据的《看守所条例》出台于1990年，距今已经25年。不少学者认为，看守所的管理确实应上升到法律，由国家层面进行讨论，不能只在行政系统内部进行规定。

　　“但问题在于，该条例与现在的刑事诉讼体系显得越来越不协调，特别是，近几年，看守所内发生‘躲猫猫’、‘喝水死’等一系列疑犯意外死亡事件，去年黑龙江监管系统连续出现恶性案例被媒体曝光，使得封闭管理的看守所常常成为舆论非议的焦点，直指看守所体制改革。刑讯逼供、牢头狱霸、超期羁押、深挖余罪是被认为是现行看守所管理体制的四大弊端，倒逼着看守所加速改革。”侯欣一说。

　　最近几年中国社会治安问题并未得到根本好转，公安系统压力极大，加之实行的绩效考核体系又偏重破案的数量和时间，进一步造成了刑讯的发生。

　　“明白了这点之后，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许多优秀的公安人员也会刑讯的原因。侦查工作本身决定了侦查人员其具有刑讯的冲动。这种冲动如果没有制度的限制就可能成为现实。”侯欣一指出。

　　随意传唤、拘押嫌疑人。由于公安部门对嫌疑人犯拥有关押的权力，其结果就可能导致公安部门在侦查案件时不在案件的证据上下功夫，而是动辄就随意传唤、拘留嫌疑人，即希望于通过预审来获取口供，然后再通过口供去查找犯罪证据。

　　超期羁押。由于嫌疑人犯归公安部门看管，其他部门的有效监督难以实现，侦查人员为了案件侦破的需要就可能对嫌疑人采取极端的手段，“于是就出现了想怎么审就怎么审，想什么时候审就什么时候审，想审多长时间就审多长时间的不正常现象。”侯欣一表示，最近几年，国家加大了对超期羁押现象的治理，情况虽有所好转，但并未能从根本上消除。

　　目前检察机关在看守所都派有监督人员，看守所也大都装有监控设备，但在实践中，由于工作需要，公安部门有足够的时间、动力和空间使监督人员和监督设备不去发挥作用。

　　侯欣一分析，这也就导致目前出现令人尴尬的局面：一旦出了问题不管公安部门，还是检察院给出什么样的结论报告，如何进行解释，民众都不愿意接受，都无法使民众信服，极大地影响政府的公信力。

　　侯欣一分析，如果看守所不是由公安部门管理，而是归中立的司法行政部门负责管理的话，公安部门就无法把那些不符合羁押条件的嫌疑人塞给司法行政部门，随意羁押的现象就会大大地减少；公安部门要想提审嫌疑犯就必须向司法行政部门申请，司法行政部门为了自身安全的考虑就必须全程派人在场监督，并同时通知被告的律师一起进行监督。众目睽睽之下，刑讯，超时审讯等现象也自然会大大减少。

　　“保护了嫌疑犯其实也是在保护侦查人员自己。真的不愿意再看到我们的公安人员由于缺乏制度的约束，为了履行自己的职务而成为刑事的被告。” 侯欣一说。

　　学界对上述问题早已达成共识，“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宪法》基本原则之一，从理论上讲，中国看守所管理制度改革就是为了保障人权”。

　　可这些年，侦羁分离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侯欣一说：“我从2008年就开始就向中央政法委提交关于看守所管理体制改革的提案，但让我感到尴尬的是，提案最终总是由公安部来答复，公安部相关负责人总给我讲看守所有哪些改进，一提到将看守所剥离给司法行政系统的问题，他们就笑而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