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义孙委员：“中国式反腐”应明确标准

　　【财新网】（实习记者 单玉晓）3月5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做政府工作报告时重审将“始终保持反腐高压态势，对腐败分子零容忍、严查处。”

　　“目前中国式反腐还处于治标阶段。根据中国的腐败状况，对于腐败的‘零容忍’难以彻底执行；若变通执行，又必然导致不公平。因此反腐败必须制定更加公平公正而明确具体的标准，以便于操作。”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曹义孙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提出上述见解。

　　据财新记者统计，仅2014年，就有46名副省部级以上高官（含副大军区级以上军官）被查，特别是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身居高位者命途逆转，举国关注。

　　2015年以来，已有三名副省部级以上干部被查，并公布了30名军以上将领的处理结果。从副国级、省部级落马，到乡科级、一般党员干部被查，证明“中国式反腐”无禁区、全覆盖。

　　中国式腐败

　　“今天我还在任，明天我在不在还不好说，何必做那些得罪人的事呢？”曾有官员私下对曹义孙说。

　　曹义孙向财新记者表示，从理论上讲，按照私人侵犯公共利益的原则，不管金额多少，只要是贪污腐败受贿的，都应该打击。

　　但也有民间观点认为，如果按照这个标准，中国几乎没有官员不是贪污受贿的，没有官员不沾点公家便宜，甚至被视为“中国式腐败”——人人去吃公家一顿饭，去分公家一点钱，在社会生活中似乎成了很正常的现象。

　　三种官员

　　鉴于此，曹义孙认为，应客观评价目前反腐所取得的成绩。

　　“面对当前的反腐败斗争，有三种类型的官员较为典型。”在曹义孙看来，第一种是“我行我素型”，表现为中共十八大后仍然不收手，用老眼光看待新形势。对这种官员，曹义孙主张应该加大反腐败力度。

　　第二种是“恐慌型”：用民众的话说，真正完全没有一点问题的官员是少之又少的，但官员群体的恐慌心理有可能导致“出工不出力”，从而产生“磨洋工”等恶性循环。

　　第三种是“担忧型”：即担心反腐会导致中国经济下行。

　　曹义孙认为，一方面，高压反腐对官员的实际震慑程度不一；另一方面，老百姓虽然对反腐普遍叫好，但更期盼“反腐红利”能实实在在地惠及生活。

　　财新记者注意到，十八大之后落马官员受审信息公开不及时甚至不公开的问题。

　　对此，曹义孙表示，从新闻传播的角度讲，这些信息应该公开，但考虑到政治因素及社会稳定，这样的公开也可能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这是不正常的“正常现象”。

　　追根究源

　　“中国式腐败”根源何在？曹义孙认为，中国经济经历了快速增长的一个阶段，相关反腐败和预防腐败的具体制度建设没有及时跟上并发挥作用，导致分配制度产生一些不公平。

　　由于分配制度不公平，官员的腐败行为实质上消解了一部分“改革红利”，“灰色收入”成为改革中的收入分配变通形式。

　　标准亟需统一

　　近年来，全国和地区范围反腐败力度加强，山西等省份更是出现了“塌方式”腐败，对此，曹义孙给出自己的看法。

　　“在实际审判过程中，出现涉案金额和刑期不成比例的问题。有的官员贪污三至五万，判三到五年，而有的贪污过千万甚至上亿，却判十几年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有的地方内部掌握，达到五万才立案，有的地方则五千就立案了。这些标准是不统一的。”

　　“有的发达地区送红包、礼金现象较为普遍。”曹义孙介绍说，九十年代中期他曾去一发达省份调研了解到，某地有51个派出所，每个派出所凡是过年过节都要给局长派红包，从两千到两万不等。一些学校的创收单位要给领导发红包。

　　“这在当时都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但严格说来都是腐败。”曹义孙说。

　　因此，结合中国贪腐及反腐败的现状，曹义孙认为，反腐败的“零容忍”策略需要更加公平公正的可行性标准：“这也契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之道，而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不是中国式思维。”

　　反腐之后

　　曹义孙向财新记者表示，中国的反腐败是一个过程，在目前的情况下是治标的阶段；而反腐败之后的处置和教化问题更值得关注和思考。

　　曹义孙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历来讲究德化，讲究以德服人。在中国社会转型初期，法治应优于道德教化，但不能代替道德教化。比如，在家庭关系中，如果强调家庭关系利益最大化，将对家庭关系产生负面影响，甚至导致家庭瓦解，因为家庭是情感单位，而不单单是经济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