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展：大国不应奉行民族主义外交

　　【财新网】（记者 周东旭）“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只是个中等规模国家，也不是世界工厂，民族主义可以凝聚人心，形成动员能力。但是进入21世纪，中国已成长为超级规模大国，如果仍然以民族主义建构外交，不仅无法有效确认国家目标，反而会损害国家利益。”2月27日，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施展在天则所发表演讲，反思现代中国的外交哲学。

　　“中国作为大国，无法借助民族主义外交获取自身利益。以民族主义方式面对世界，制定外交政策，实际已经走上严重伤害我们国家利益的道路，反而会将中国放在一个与世界对立的位置上。”

　　施展认为，中国应该摒弃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外交哲学，转向普遍主义、世界主义，寻求与世界秩序的合作，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参与规则制定等。作为超大国家原本可以融入世界参与规则制定，但民族主义却会成为阻碍。

　　民族主义外交弊端显现

　　改革放开之后，与实用主义相关的民族主义外交开始兴起。

　　施展将中国外交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帝国秩序到革命外交，传统王朝的帝国模式逐步解体，第二个阶段是从民族主义革命外交到国际主义革命外交，国家外交夹杂着政党外交，第三个阶段是从国际主义革命外交到民族主义后革命外交。

　　传统王朝并无“内外”之分，与现代外交完全不同。新中国成立之后，革命外交掺杂了不同内容，有时甚至很难说清到底是国家关系，还是政党关系。国际主义外交起初是以苏联为核心，与苏联反目后，外交呈现新的局面，“一条线，一大片”。传统的国际主义外交和均势外交混在一起，比如勒紧裤腰带也要支持其他共产主义国家，另一方面，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建交，又包含了传统的均势外交。

　　均势外交的前提是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但当时“自我身份是什么，世界秩序观是什么，仍然很模糊”，施展认为底色仍为国际主义革命外交。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开始转向民族主义外交，中国本身成为外交思考的主要出发点。施展将民族主义外交区分为健康的与不健康的。所谓健康的民族主义外交是指民族主义构成国家的动员能力，但同时又不排斥世界秩序，一旦出现“唯我独尊”心态，排斥世界秩序，民族主义就被扭曲，成为不健康的。

　　“八十年代的民族主义外交还算比较健康，确认中国也处于同一个世界共同体，有共同追求，首先从经济上积极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中国经济迅速崛起。”但是，进入新世纪之后，施展表示，民族主义外交更注重在世界上用钱和力来说话，强调与整体世界不可通约的特殊性，不健康的民族主义开始浮现，也导致中国开始丧失自身的国家利益。

　　世界工厂与民族主义外交

　　对于小国而言，民族主义外交还可以适用，但对于中国这样的超大规模国家而言，尤其是在现有的世界经济格局下，奉行民族主义外交则不仅使中国丧失国家利益，更有可能错过成为真正大国，并从世界体系受益的机会。

　　在经济层面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而“世界工厂向中国转移是终局性的，除非一种完全无法想象的新技术出现，否则很难扭转这种局势，别国很难替代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施展分析，中国以世界工厂方式崛起，带来新的结果，资本等依然由西方主导，但是制造业秩序由中国所主导。对于以非洲为代表的不发达国家来说，他们的比较优势仍是原材料，在全球的经贸循环中，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是二三产业循环，中国与非洲等则主要是一二产业循环，而非洲等与西方发达国家又很难直接形成循环，所以，中国成为整个世界完成经贸循环的枢纽。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就很“舒服”。除了制造业秩序之外，中国并不能掌握更多的东西，也不能在全球利润分配中占有更多机会，另外，中国的世界工厂是以严重的环境危机等为代价的，同时，也是建立在土地财政等非正常制度上，一旦突破临界点，中国将无法再作为枢纽。

　　成为世界经济贸易的枢纽是中国下一轮发展的基础，具有巨大的伦理和政治内涵，但如果不能实现有效的转化，反而意味着新的危机。如何提高？施展认为需要增强创新能力。创新可体现在知识产权的高度敏感，也可体现在经贸等环节的创新，比如大型网购平台的发展等。

　　“创新一定是不可预期的，只有消除遏制创新的制度，建构自由的体制，刺激创新，中国才可能不让机会从眼前溜走。”施展说。西方国家可以将制造环节转向中国以专心于科技创新，如果无法通过创新跨过低端制造业的坎，作为终局性的世界工厂恐怕无法再将制造业转向其他地区。

　　世界工厂的地位让民族主义外交有了基本的底气，尤其是北京奥运会后普涨的民族情绪。但更需清醒审视这一超大规模国家的历史脉络，民族外交不是世界工厂的出路。

　　中国外交更需世界主义

　　民族主义外交背后有一套预设，比如国与国作为实体是对抗的，民族国家是载体，各种利益要在国家框架利益下被评判等。施展分析，民族主义外交认为国际社会是丛林社会，国家利益只能通过毫不留情的正向攫取才能获得。

　　“可以把国家利益比喻成开商场，中小国家相当于在世界秩序的大商场中租一个店铺，销售流水量决定他的国家利益。对于超大国家而言，不仅是有一个店铺，同时还是商场的大股东，大股东的最大利益不是来源于铺面流水，而是源于收租。”施展以商场形容超大国家的利益与小国的区别。

　　但中小国家为什么乐意租商场店铺？施展说，前提一定是商场提供了足够好的服务，比如国际安全的维护、基本规则的制定和执行、充足的公共品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商场规则的的制定和执行，无论对于大国还是其他小国家均普遍适用，如果只是围绕自身利益旋转，用来约束其他小国，只可能是将其他小国推到另外的大国一面。大国力量的运用是善意的，有节制的。

　　“这不意味着大国本身就是高尚的，其实大国的所有国家利益都在其中了。”施展指出，美元作为世界货币，这是巨大的利益，因为他的规则制定遵循普遍主义，以世界为基本单位。对于超大国家来说，国家利益是不能像民族主义一样正向攫取，而是“欲先取之必先予之”，这是功利角度。世界秩序中的超大国家利益一定是通过王道获得，而非霸道。

　　施展说，中国从经济层面已经成为超大规模国家，但是从精神层面还没有跟上。“毛泽东时代的国际主义外交，作为全世界大革命的一环，是普遍主义、国际主义形式，向世界提供公共产品，不过当时中国与世界经济隔绝，无法形成循环，也就无法“收租”，公共品的动力不可持续，今天中国与世界经济深刻融为一体，反而强化民族主义形式。”

　　中国需要首先从外交观念上加以改变，但只是观念也不行，技术上也要学习，知道大国应该干什么，怎么干。“美国在尼克松之前，也做了很多很蠢的事。非洲是中国很好的学习场所，有一系列可能性。”

　　对中国来说，美国是世界商场的大股东，中国同样有资格成为大股东，虽然中国没有能力自立商场，但可以与美国坐下来，改造现有商场的股权结构，对美国的利己行为形成制约。施展主张区分以普遍主义为基础的美国外交和利用主导者的垄断地位不断谋利的美国外交，前者需要提倡，后者需要反对。

　　“需要有人去约束现实的美国，能约束他的也需要有足够体量，只能是中国。但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中国首先实现普遍主义转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只有在这个逻辑下才能实现。”施展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