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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会综述】热议土改话题 重在财税与产权改革

2014年12月19日 15:34 来源于 财新网
郑振源认为,要改革土地制度,一定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汪涛强调,财税制度的有效改革将推动中国的土地制度改革。参加本节讨论的还有许小年、党国英和唐健

  【财新网】(记者 任波)土地改革事关城镇化推进,事关经济转型和社会公平。中国城市在寻求新的发展模式。三中全会订立了土改市场化及还权于民的方向,引发新一轮热议。规划与市场的关系、增值收益如何分配等理论问题,争论多年。

  随着现实矛盾积累,种种疑惑亟待厘清。12月19日,“第五届财新峰会:新常态 新改革”在北京开幕。在“土改、城镇化与经济转型”一节的讨论中,与会嘉宾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原国家土地管理局规划司副司长郑振源,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许小年,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地政研究中心主任唐健,以及瑞银投资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就新一轮土地改革的路径展开了讨论。

  首先发言的原国家土地管理局规划司副司长郑振源认为,要改革土地制度,一定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他指出,“土地财政已经是地方政府的鸦片烟了。最重要的是要改革现行的财税制度,改革政府对卖地收入的依赖。”

  第二位发言的许小年教授语惊四座。他表示:“最滑稽的事情是我们在各种场合讨论土地问题的时候,和土地关系最密切的农民却从来没有机会走上讲台,没有渠道表达呼声”。

  他紧接着分析,土地改革是关于产权的重要改革,如果没有明确的私人产权,交易就无法进行,交易成本就必然非常高,这个道理在土地领域同样适用,“是常识”。市场经济是交易的经济,交易一定是以产权为前提的。而在中国最普遍的现象却是农民只能拿到使用权经营权,不能获得所有权,因此不完全的所有权对市场经济的发展构成一种障碍,导致经营者的短期行为,土地得不到长期而有效的投资。

  许小年因而强调,讨论土地产权问题时,最大的利益相关方,农民一定要在场,要“地权归农”,而不是“地权归官”。

  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也对许小年的观点表示赞同,他说,土地产权是涉及人的基本信念的问题。但他也提出一个实践中观察到的有趣现象,即真正对保障农民土地产权非常有益的“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政策,经调研农民却并不感冒,这是因为长期扭曲的政策路径已经让农民失去了信任。

  党国英提出,目前中国相当多的农产品价格都高于国际市场,要提高中国农产品的竞争力,这与土地制度密切相关,因此必须要做出慎重的改革。他认为长期以来“地少人多”的说法是陈词滥调。他举例说,在人地关系最紧张的东京,住独栋房子的人却高达30%,因此中国的土地改革应该有新的思维,不应受困于以往的陈词滥调。

  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地政研究中心主任唐健则讲述了一个她参与调查的精彩案例,令在场听众颇感耳目一新。贵州湄潭素以“生不增死不减”的产权制度试点而在三农领域颇为知名。湄潭的一个村做了自发试点,宅基地的无偿分配和有偿使用是并行的,并且可以对外转让、购买。由于宅基地纳入了真正的市场,也就赋予了实际的价值。

  但她也提出,由于这种拍卖打破了集体经济组织的界限,可以转让给村外人士,甚至包括了境外人士,这已经突破了现有法律。但正是这种有“违法”嫌疑的试点,当地真正实现了接近于城乡土地同地同权的目标。她说:“放开竞买人限制,建立真正的土地流通市场后,这个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的同地同价同权是可以实现的。”在唐健看来,这显然是为未来集体建设用地改革提供了一个经典范例。

  瑞银投资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则从另外一个角度论述了她对土地问题的理解。她表示,从投资的角度,她对中国的土地和新城镇化规划有一些观察,由此认为相当程度上,中国的城镇化是个伪问题。中国往往在作新城镇化的过程中倾向于再造新城,而事实上,很多所谓农业人口已经在非农行业就业,达到75%,这些脱离农业就业人口如何真正实现市民化,这才是新城镇化的核心,最关键的是让这些人能够获得和城镇户籍人口同等的福利。

  为什么“同工不同酬,同地不同权”成为了中国的特色?“要为进城的农民工提供同等的福利,地方政府第一要有钱,第二要有动力。”汪涛分析,现实中,地方政府不是没钱,而是没有动力,财政收入很少用于为所谓“外来人口”服务。

  汪涛认为,根源在于目前的税制设置,税收主要来源于企业,而非来源于真正的财富创造者,因此地方政府并无动力服务于人。

  在汪涛看来,改革的办法是调整税收制度。“宽税基,低税率,要把各种各样的收入都纳入所得税,令个人所得税在税收当中的比重提高。”

  汪涛最终表示,财税制度的有效改革将推动中国的土地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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