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记者 蓝方
以免试就近入学为关键词的“小升初”新政甫出,便引发舆论热议。
在中国各大城市,“小升初”已沦为“拼爹”或“拼孩子”的激烈竞争。一方面是权势家庭通过择校费、“递条子”“共建生”的方式择校;另一方面是学校通过秘密考试、“占坑班”等方式“掐尖”,各种奥数班、特长班因此火爆,屡禁不绝。本应成为主流的就近入学、电脑派位,却成了平民子弟最无奈的选择。
教育部在2014年春节前后连发文件,重申小升初的免试、就近入学原则,并为19个城市落地政策明确了时间表:在2015年实现100%的小学划片就近入学;90%以上的初中划片入学;每所划片入学的初中90%以上生源由就近入学方式确定。到2017年,重点大城市95%以上的初中实现划片入学;每所划片入学的初中95%以上的生源由就近入学方式确定。
在义务教育资源尚未实现均等的情况下,这一政策被舆论普遍看作“治标不治本”。
“小升初”新政实施前景如何?究竟能给中国的基础教育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曾参与政策制定的北京理工大学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接受了财新记者专访。
财新记者:新政中提出了两个90%,被很多人认为,是在给特权学校、特权人群留下择校空间,政策本身就不公平。
杨东平:我觉得不应该这样理解。90%是一个过程性指标,文件的提法是实现“90%以上”,在2017年达到95%以上,最终目标应是“杜绝”“根治”小升初择校。
现在提90%,是从实际出发。北京这样的城市,一步到位做到100%不现实。先设定一个阶段性的目标,一步一步来。
财新记者:免试、就近入学这样的提法已经很多年了,始终无法落地。公众目前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这一次政府是不是要动真格,真的把各种择校途径都堵上。
杨东平:如果真要做,这个政策对北京这些大城市的冲击是很大的。北京这样的城市,明的有推优、特长这些途径,暗的有“占坑”“点招”“条子生”等方式。政策最后只留下了5%的特长生,这就意味着其他的招生方式都要取消。
其实早在1998年,北京市教委就曾提出将特长招生的比例控制在2%,而目前全市的特长招生比重平均在10%,西城区更达到30%。
这一次地方政府到底能不能真正做到免试就近入学,我的态度是拭目以待。
毕竟大环境和之前不一样了。有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背景,又有中央高压治吏的背景。在北京,市级领导也非常重视,亲自过问,不敢光说不练。
这需要媒体、学生家长、NGO各方一起来监督、施加压力。如果明年就近入学要达到90%,那么今年下半年就会有明显的动作。大家都要去监督,看那些“占坑班”还搞不搞,“点招考试”还搞不搞。
财新记者:但很多家长对这个政策其实是反对的。过去是“拼爹”又“拼孩子”,现在取消择校,有权势的人总还能想办法,平民的孩子就只能接受电脑派位,不管成绩再好,也可能被派到差的学校。
杨东平:要根除“小升初”择校热,最好的方式,自然是先实现教育资源的均衡化,而后就近入学便水到渠成。但现在不能因均衡化一时做不到,就放任“小升初”的乱象。
从“就近入学”着手,也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思路。学生实现就近入学后,被分到薄弱校的学生家长对教育资源的均衡化会有更强烈的呼声,也会给教育部门的改革带来更大的压力。包括优质高中名额下放、教师轮岗等措施,也会更快落地。
当前,北京已明确,将示范性高中指标下放的比例,从去年的15%增加到今年的30%。这一措施非常重要,打断了过去的升学链条。过去要上优质高中,必须先上重点初中;要上重点初中,就要上重点小学。实行这一政策后,没有上重点初中也没关系,只要你在普通初中是属于第一梯队的,照样有机会进入重点高中,这样就会极大缓解对初中名校的竞争。
财新记者:但教师轮岗似乎压力很大。北京之前想要推广,最终也没有落地。
杨东平:北京这些城市在轮岗上走的慢一些。反对者的理由包括,教师轮岗后将降低重点学校、名牌学校的教学质量;而这些老师到了薄弱学校,缺乏好的教学环境和团队,也不能有效提高薄弱校的教学质量。
但我们调研了山西晋中的教师轮岗制度后发现并非如此。晋中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促进教师的城乡流动,如教师必须到农村轮岗两年,才有参评中级职称的资格等。老师们都抢着下乡,为了争取早一点有职称评定的资格。轮岗的老师在激励机制上也会有所倾斜。
城市老师下乡后,有着强烈的“被需要感”,对农村学校的科研、管理都带来非常大的改观;而农村老师也能在城市学校提高教学能力。
北京的中小学在硬件上差距并不大,完全可以从学区内着手,实现优秀教师、校长的流动。
财新记者:19个大城市里,有成功的先例吗?
杨东平:杭州和成都做的就比较好。杭州现在声称是“零择校”。
当然,总有人能举出反例来说,谁谁谁还是择校进了什么学校。100%完全杜绝择校是很难的,但能做到大面积的消除择校现象,就非常不容易了。
例如在成都,比较有名的“四七九”三所中学,每年都要进行公开的抽签,以摇号的方式进行公开派位。
这样的做法应该推广,北京这样的城市也应学习。
财新记者:但像成都、杭州这样的城市,是不是和北京还是有区别?这些城市的民办教育相对发达,可以提供多元的选择。
杨东平:不同城市有不同的特点。成都、广州、南京、上海这些城市,相当一部分的择校压力和竞争,这些年都集中在了民办学校。
在这些大城市,民办学校大规模的组织“掐尖”性质的招生考试,对公办学校的冲击也很大。一方面打压公办学校的选拔考试,而民办学校这边变本加厉,孩子们的应试负担就仍然无法减轻。
这次的新政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民办初中也不得考试选拔学生。有声音反对,认为民办学校的利益受损,招生自主权遭到了限制。
但我认为,狂热的考试模式是不合理的。义务教育阶段要把应试的风气遏制住。民办学校应基于家长的多元需求,提供应试教育之外的更多选择。
在北京,你要找到一所能够善待学生的学校,不以考试为唯一标准的学校都非常难。除非是那些昂贵的国际学校。
基本教育资源均等化的同时,要促进教育的多元化,实现教育家办学,这是应有的改革方向。
要打破目前“千校一面”的装填,就必须要进行公立学校的办学体制改革,要向学校、向校长放权。
教育的多元化是大势所趋。过去关注学校改革,都是关注课程改革,现在要关注办学体制的改革。如果没有放权,没有办学体制的改革,所谓的课改都是无源之水,校长和老师没有探索改革的兴趣和动力。
记者点评:仅有面试就近入学、随机分配优质教育资源,“拼爹”“拼孩”的小升初变成“拼运气”,必然会造就另一种形式的不公。若教师流动、优质高中名额下放等配套措施能够落地,或许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