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平：“小升初”新政前景何在

　　财新记者 蓝方

　　以免试就近入学为关键词的“小升初”新政甫出，便引发舆论热议。

　　在中国各大城市，“小升初”已沦为“拼爹”或“拼孩子”的激烈竞争。一方面是权势家庭通过择校费、“递条子”“共建生”的方式择校；另一方面是学校通过秘密考试、“占坑班”等方式“掐尖”，各种奥数班、特长班因此火爆，屡禁不绝。本应成为主流的就近入学、电脑派位，却成了平民子弟最无奈的选择。

　　教育部在2014年春节前后连发文件，重申小升初的免试、就近入学原则，并为19个城市落地政策明确了时间表：在2015年实现100%的小学划片就近入学；90%以上的初中划片入学；每所划片入学的初中90%以上生源由就近入学方式确定。到2017年，重点大城市95%以上的初中实现划片入学；每所划片入学的初中95%以上的生源由就近入学方式确定。

　　在义务教育资源尚未实现均等的情况下，这一政策被舆论普遍看作“治标不治本”。

　　“小升初”新政实施前景如何？究竟能给中国的基础教育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曾参与政策制定的北京理工大学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接受了财新记者专访。

　　财新记者：新政中提出了两个90%，被很多人认为，是在给特权学校、特权人群留下择校空间，政策本身就不公平。

　　杨东平：我觉得不应该这样理解。90%是一个过程性指标，文件的提法是实现“90%以上”，在2017年达到95%以上，最终目标应是“杜绝”“根治”小升初择校。

　　现在提90%，是从实际出发。北京这样的城市，一步到位做到100%不现实。先设定一个阶段性的目标，一步一步来。

　　财新记者：免试、就近入学这样的提法已经很多年了，始终无法落地。公众目前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这一次政府是不是要动真格，真的把各种择校途径都堵上。

　　杨东平：如果真要做，这个政策对北京这些大城市的冲击是很大的。北京这样的城市，明的有推优、特长这些途径，暗的有“占坑”“点招”“条子生”等方式。政策最后只留下了5%的特长生，这就意味着其他的招生方式都要取消。

　　其实早在1998年，北京市教委就曾提出将特长招生的比例控制在2%，而目前全市的特长招生比重平均在10%，西城区更达到30%。

　　这一次地方政府到底能不能真正做到免试就近入学，我的态度是拭目以待。

　　毕竟大环境和之前不一样了。有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背景，又有中央高压治吏的背景。在北京，市级领导也非常重视，亲自过问，不敢光说不练。

　　这需要媒体、学生家长、NGO各方一起来监督、施加压力。如果明年就近入学要达到90%，那么今年下半年就会有明显的动作。大家都要去监督，看那些“占坑班”还搞不搞，“点招考试”还搞不搞。

　　财新记者：但很多家长对这个政策其实是反对的。过去是“拼爹”又“拼孩子”，现在取消择校，有权势的人总还能想办法，平民的孩子就只能接受电脑派位，不管成绩再好，也可能被派到差的学校。

　　杨东平：要根除“小升初”择校热，最好的方式，自然是先实现教育资源的均衡化，而后就近入学便水到渠成。但现在不能因均衡化一时做不到，就放任“小升初”的乱象。

　　从“就近入学”着手，也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思路。学生实现就近入学后，被分到薄弱校的学生家长对教育资源的均衡化会有更强烈的呼声，也会给教育部门的改革带来更大的压力。包括优质高中名额下放、教师轮岗等措施，也会更快落地。

　　当前，北京已明确，将示范性高中指标下放的比例，从去年的15%增加到今年的30%。这一措施非常重要，打断了过去的升学链条。过去要上优质高中，必须先上重点初中；要上重点初中，就要上重点小学。实行这一政策后，没有上重点初中也没关系，只要你在普通初中是属于第一梯队的，照样有机会进入重点高中，这样就会极大缓解对初中名校的竞争。

　　财新记者：但教师轮岗似乎压力很大。北京之前想要推广，最终也没有落地。

　　杨东平：北京这些城市在轮岗上走的慢一些。反对者的理由包括，教师轮岗后将降低重点学校、名牌学校的教学质量；而这些老师到了薄弱学校，缺乏好的教学环境和团队，也不能有效提高薄弱校的教学质量。

　　但我们调研了山西晋中的教师轮岗制度后发现并非如此。晋中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促进教师的城乡流动，如教师必须到农村轮岗两年，才有参评中级职称的资格等。老师们都抢着下乡，为了争取早一点有职称评定的资格。轮岗的老师在激励机制上也会有所倾斜。

　　城市老师下乡后，有着强烈的“被需要感”，对农村学校的科研、管理都带来非常大的改观；而农村老师也能在城市学校提高教学能力。

　　北京的中小学在硬件上差距并不大，完全可以从学区内着手，实现优秀教师、校长的流动。

　　财新记者：19个大城市里，有成功的先例吗？

　　杨东平：杭州和成都做的就比较好。杭州现在声称是“零择校”。

　　当然，总有人能举出反例来说，谁谁谁还是择校进了什么学校。100%完全杜绝择校是很难的，但能做到大面积的消除择校现象，就非常不容易了。

　　例如在成都，比较有名的“四七九”三所中学，每年都要进行公开的抽签，以摇号的方式进行公开派位。

　　这样的做法应该推广，北京这样的城市也应学习。

　　财新记者：但像成都、杭州这样的城市，是不是和北京还是有区别？这些城市的民办教育相对发达，可以提供多元的选择。

　　杨东平：不同城市有不同的特点。成都、广州、南京、上海这些城市，相当一部分的择校压力和竞争，这些年都集中在了民办学校。

　　在这些大城市，民办学校大规模的组织“掐尖”性质的招生考试，对公办学校的冲击也很大。一方面打压公办学校的选拔考试，而民办学校这边变本加厉，孩子们的应试负担就仍然无法减轻。

　　这次的新政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民办初中也不得考试选拔学生。有声音反对，认为民办学校的利益受损，招生自主权遭到了限制。

　　但我认为，狂热的考试模式是不合理的。义务教育阶段要把应试的风气遏制住。民办学校应基于家长的多元需求，提供应试教育之外的更多选择。

　　在北京，你要找到一所能够善待学生的学校，不以考试为唯一标准的学校都非常难。除非是那些昂贵的国际学校。

　　基本教育资源均等化的同时，要促进教育的多元化，实现教育家办学，这是应有的改革方向。

　　要打破目前“千校一面”的装填，就必须要进行公立学校的办学体制改革，要向学校、向校长放权。

　　教育的多元化是大势所趋。过去关注学校改革，都是关注课程改革，现在要关注办学体制的改革。如果没有放权，没有办学体制的改革，所谓的课改都是无源之水，校长和老师没有探索改革的兴趣和动力。

　　记者点评：仅有面试就近入学、随机分配优质教育资源，“拼爹”“拼孩”的小升初变成“拼运气”，必然会造就另一种形式的不公。若教师流动、优质高中名额下放等配套措施能够落地，或许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