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颖一：谢谢，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状态，活力四射。下面我们有请四位评论人，这四位评论人来自中国和瑞典。第一位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教授。
蔡洪滨：我非常高兴能评论这篇文章。昨天晚上我工作了一个晚上，到深夜，至少我在态度上是认真的。我有两个非常简单的观点。所以中国要避免中等收入陷井，要远离清华，加入北大，这是钱院长说的，这是开玩笑的当然。我觉得清华和北大最符合菲利普斯的观点，我经常就是，我说使北大变得越来越好的学校就是清华，这是教授的理论又一个印证。回归到政体上，他做了很多的深入的、有见地的研究，然后得出结论要避免中等收入陷井，需要做到六件事情，六件事情我就不再重复了，教育的重要性，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一个健康的金融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还有民主，民主对于腐败的遏制，最后就是反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
在他列出的六个支柱里面，强调了政策和民主的重要性。第二个我想就是整个的发言跟我们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非常高度吻合。为什么这么讲？我相信他可能没有学过三中全会的文件，你看竞争，我们说的的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education,深化教育领域改革，labour market消除城乡行业身份区别的一些就业障碍和就业歧视，民主，我们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最后一个说宏观政策，健全宏观调控体系，所以你拿的十八大决定的文件，刚才这六个覆盖也是符合的，即使用我们中国的标准，在政治上也是高度正确，跟党中央完全一致。但是反过来讲，我相信菲利普•阿奇翁没有仔细学习这个文件，说明这个文件我们写得如此之好，也就是说这个文件跟这个世界上最主流的经济学家判断是一致的。
我还想增加一点自己的看法，中国怎么样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当然他有很多看法，但我们看另一个简单的实证角度，什么国家跨过了中等手术陷阱，也就是东亚四小国，什么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拉美那些国家。当然有可能很多的分析比如说墨西哥，日本早期的政策，如果系统地梳理，我个人的感觉，可能不完全，政治上没有说一揽子政策，这完全是东亚国家做对了，拉美没有做对。从经济结构上说，你很难说拉美这些国家结构不对，东亚国家结构对。那这两个都不成立的话，什么成立。菲利普•阿奇翁用的方法非常的先进，有的时候对我们技术上，不是那么专业的人来讲，可能回到一些最基本的概念。
那么长期经济增长无非是几个经济要素要增长。我们长期经济增长最有影响的理论就是制度学派，还有中国很多经济学家对制度的强调，强调制度的重要性，逻辑很简单。什么是好的制度，我们这次三中全会也说，对所有财产都是受保护的。那么为什么产权保护重要，你只有说是知识产权得到保护，你才能够创新，但是增长理论，制度学派对于这个资本投资和技术进步的这种积极新性保护的，强调很多产权保护，但是人力资本投资没有强调。也就是说人力资本的积极性在制度学派里分析比较少。那么人力资本投资积极性从什么地方来，我觉得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来讲，最重要的是人力资本的投资。那么，我刚才说到成功地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和跨过陷阱的国家，一个巨大的区别就是社会的流动性，社会的流动性如果从一个点，这个点是教育的相关性，在典型的拉美国家，你要得到好的教育，你出生一个父母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我们东亚的邻国教育，教育的公平性是最好的，所以教育的代际相关性是最低的，所以简单地实证分析来说，说明社会的流动性，或者人力资本的投资性，是一个国家是否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的因素。
为什么这么多的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井。回到中国的现状，中国的社会流动性出现了非常危险的下滑的趋势，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是，我们现在农村户籍的小孩至少占到了70%，因为农村小孩出生率高一些。总的来讲，这个事实反映的是我们的流动性，教育公平的机会近些年来呈下滑的趋势。所以三中全会有各种各样的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我看来有几点对于长期中经济发展，对于中国是否顺利跨过中等收入陷井，一个是户籍制度，这是保证人们公平的就业机会的必要条件，另外一个就是教育改革，只有真正地做教育改革，强调教育公平和公正，那么我们整个的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才能够得到保证。最后一个就是人口政策。通过开放单独为突破口，尽快地果断地调整人口政策，我觉得是决定中国未来二三十年我们社会人口结构的重要性之一。这也是写在我们三中全会的决定中，这几个改革的方向，也跟我们刚才菲利普•阿奇翁的观点也是一致的。我就补充这几点基本想法。谢谢。
钱颖一：非常感谢，下面有请约翰•哈斯勒教授发言。
约翰•哈斯勒：非常感谢大家能够让我在这儿对于刚才菲利普•阿奇翁和我们的蔡教授的发言做一些评论。中国是自然资源比较稀缺的国家，我有很多理由说中国为什么应该在解决这个问题，解决资源的问题上，应该更加有效。一方面因为它的资源比较稀缺，另一方面如果不能够有效地利用资源，对应该有负面的影响。我想在北京居住的每一个人都非常理解我说的这一点。而且我觉得这也是每个人平时经常会谈论到的话题。中国必须要增加自己的效率。菲利普•阿奇翁刚才给我们讲到了追赶性的增长和创新性的增长，那中国是不是能从一个追赶式的增长转移到创新性的增长，中国有多长时间达到这个目标，怎么样改变资源稀缺的问题。我觉得中国在某些方面离这个目标并不是非常遥远，这是同一些西方国家所相比的，我们单位所使用的GDP是跟美国相似的。同时我们也有一些追赶式的增长需要实现，我们有一些欧盟的国家，它的效率，是比中国要高很多。如果说中国想像丹麦，或者像一些其他的欧洲国家，有同样高的效率，确实需要做努力。中国现在也在减少对能源的使用，我想不久的将来，中国将会需要创新，中国并不仅仅是依靠追赶式的增长，也要依靠创新式的增长。
我们之前的演讲者菲利普•阿奇翁也说到了在三中全会上面的一些议程，那非常的清晰说，我们的议程确实跟菲利普•阿奇翁的讲话不谋而合的。而且非常清晰的是，对于这个产权的加强，是菲利普•阿奇所强调的，无论是产权还是知识产权的加强在中国非常重要的。如果说中国想成为创新性的领军国家的话，还有一个观点，我觉得之前说到了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的问题。从市场准入应该更加自由，如果说一个领域或者说一个市场没有清单的话，就是可以允许任何人和任何机构进入到市场当中。我们再说到这个产权的时候，我们再说到市场融入的时候，进入市场的时候，确实会有一些矛盾。
市场准入通常情况下，都是会挑战到一些人的利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这个阻力性是非常重要的。这在中国的改革计划当中也提到了。同时，我们也要有很强的透明度。另外一个与之相关的观点，可能是在改革议程当中并没有明确指出的一点，就是人才应该在社会怎么样分配的问题。刚才菲利普•阿奇翁也说到了这个问题，我再这里要强调的是，中国必须要更好地分配它的人才资源，要有很好的这个资源，要进行很好地利用。其中一点就是这个社会的流动性，因为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就像我们昨天的一些演讲嘉宾当中也都提到了，而且我们也并不知道我们下一个商界的领袖，下一个创新者应该是会在哪里。所以中国有一个非常大的人才库，人才库的自由流动非常重要，而且这些人才应该进入到很好的领域。这里面并没有数据证明。而我们会听到，中国那些很好的人，没有去创新的领域。我觉得这些的人才应该去有创造新价值，创新的领域去。
昨天我在我的演讲当中也说到了一些税收方面的问题。我们说到资源有效性和能源效率的时候，在之前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了在美国对于能效的提高，有很好的设计。我觉得在中国，价格确实是起到了很好的一些作用，而且，能够让这个价格充分地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我之前还说到了，中国会成为世界这个能效和使用资源上面的领袖国家。我觉得中国也要鼓励创新，鼓励提高能源效率。
同时要鼓励一些地区的领袖更加有效地使用资源，而不是仅仅激励他们保证GDP的增长。而且我希望这个不会是长期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刺激计划。但是，我们也再说到能效上面的时候，我们也非常期待的这一点，而且也希望从长远进行考虑。谢谢。
钱颖一：感谢约翰•哈斯勒的评论，下一位是黄益平。
黄益平：谢谢钱院长。我觉得大家刚才都已经听到这个，我们刚才的这个的演讲，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也很受启发。我觉得就中国而言，我们现在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大概有两个具体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知道我们过去的增长模式一方面是增长速度很快，另外一是这个增长模式不可持续。所以第一个是我们怎么样转变增长模式，让它变得相对可以持续。第二个问题就是怎么样通过技术进步或者创新，从我们现在的6000美元人均GDP上升到1万2千美元高收入国家的门槛。
今天作为讨论，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自己做的一个研究，跟我的合作者做的研究。这个题目叫“政策制度与中等收入陷井”，我们做这个题目是跟我们中国所面临的这个问题相关，中国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中国应该采取政策，帮助我们克服这个问题。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动机，我们现在有很多关于增长的理论和讨论，但似乎有一套政策的建议，觉得这些决策，帮助我们增长。刚才菲利普教授提出的一系列的措施非常具体，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听到过，华盛顿共识，让市场发挥作用，这些在经济学上我们都接受的。但是现在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似乎过去很多用华盛顿共识来指导发展中国家知识增长的政策，实际效果不太好。而恰恰是那些比较成功的东亚国家，在传统模式上来说，实际上受到华盛顿共识的支持者的批评。第二个问题我觉得非常重要，对于不同程度的发展国家，对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高等收入国家，是不是这些一些政策是全球性适用，对所有的国家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做的这个研究是一个简单的时政研究，把100多个国家放在一起，分成三个组别。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过去三四十年的数据，到底哪一些政策帮助我们克服中等收入陷阱，有一些不是特别重要。
但是有四个方面的结果，第一个是法律法制环境，我们发现法律法制环境是在所有收入水平国家这个组别里面，对增长都起到非常重要的正面的作用，没有区别，低、中等、高收入国家都是这样，对低收入国家尤为重要，如果不能维持正常的法律法规的秩序和公平正义，很难想象你能真正实现高速增长。第二个我们发现比较有意思，就是金融抑制政策，从传统上它说它影响效率，不利于增长。但我们发现在低收入国家，金融抑制对经济增长有正面的作用。我的理解，我们过去对中国经济做的研究，有类似的发现，我们发现金融抑制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是正面的贡献在过去的十几年变成了负的，早期是正面的主要原因是金融抑制尽管有效率损失，但是帮助有效地把储蓄变成投资，但是现在已经变成了负的，这个跟我们刚才说的实证研究发现是一致的，对中等收入国家来说，金融抑制的对经济的制约非常明显，也就是说的金融改革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择。
金融涉及到我们资源的配置。第三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一开始我们觉得特别不能理解的一个结果，就是民主化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是很清楚的。对于低收入国家，民主化的做出来的实证结果是负的，对于中等收入国家不清楚，没有很显著的影响。我们想办法去理解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我现在的理解是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可能民主化可能本身不是一个支持增长的一个政策，也就是搞民主化，可能是为了保障人权，保证公平，保证正义，但是不是作为一个短期的增长措施，起码在实证里头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结果。当然我们不是反对要做，我并不是反对民主化，我是坚定的支持者，但如果你在考虑中等收入陷井怎么样保持高速增长，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也有些人说台湾韩国也靠民主化走过来的，我觉得从时间上看在台湾和韩国快步的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时候，并不是民主国家。最后有一个自然的过程，可能每一个国家都是这样。是不是有一个发展和公平之间和民主之间，有一个选择，什么时候里认为是重要的，但这个话题我不想展开。我想说民主是一个好东西，但短期内不见得带来更快的增长。
最后一点就是今天已经提到的，创新最终的是研发开支，教育开支，这些方面我想不用展开讨论。一个国家技术不能进步，产业不能升级，根本不要想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在这方面有经验，也有教训。包括蔡教授提出了教育对于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性，我特别认同，但是我想提出来一个问题，就是民工的素质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过去35年的高速增长在很大增程度上使把我们的农民变成城市的工人，这是促成我们增长的一个原因，但是这些民工大概的教育背景是初中，，但是工资已经大幅度上升，这些工资上升，使我们的产业面临很大的压力。如果我们的农民工素质不提高，我们下一步到底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我觉得最重要的下一步我们要重视民工的培训问题。谢谢大家。
钱颖一：谢谢，下面有请佩尔•克鲁塞尔教授，来自斯德哥尔摩大学。
佩尔•克鲁塞尔：好，再次感谢主办方让我进行点评，刚才菲利普•阿奇翁的发言非常出色。几乎您讲的所有观点我都同意，但是我想总体评论一下。我们好像大家都是很大程度上都是相互认同的，所以说您的这个观点跟哈斯勒昨天的发言是一致的。他也是讲到了所谓的人口红利，他也讲到了一些共同的内容，有一些您所倡导的政策恰恰是他所强调的。与此相类似的就是，您的发言跟我昨天的发言也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比如我昨天讲到了福利国家，你这边强调加强教育，放开市场，加强灵活性。我昨天就是讲到说，我们要提高生产效率，这都是共通的地方。
我还想说的，从保险角度来说，这也是好的。我们指望双重红利的话，我们的增长更有把握一些。我想我们的一致性实在是太多了，我当然为此而高兴。但是很明显就是第一位评论嘉宾也提出了，就是您的这个发言跟三中全会的决定也是高度的一致。这都是好事。那我想我们有共识是一件好事。那我们大家似乎都是众口一词，当然你讲的是最全面的，一下说到了六个支柱，最后又加了两个，我听成了八个支柱。
第二点就是从技术角度来讲，我也是更认同的是这些支柱，而不是论证的逻辑，你的逻辑是说中国要从一个发展的阶段，也就是由投资拉动增长的这个阶段或者说追赶性的增长或者是以引进吸收为特征的增长能迈向创新引领的增长。那我想中国的话，应该是两手都要硬，就是说你如果讲到经济的增长方式强调过度，于事无补的。你用了一些回归，得出了一些结论，就是我们需要这六个支柱，这六个支柱我认同，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基于你的原因，还有一些别的原因。中国现在已经走到了今天这个水平上，很大的程度上呢，就在于说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作用，那这个是没有训练有素，教育得当的人口的话，也是不可能的。中国有受过教育的巨大劳动力的群体，如果没有教育的话，不可能实现。我们要充分地发挥这样的潜力，我们就需要去各个方面都加强努力。
另外一方面，就是您要考虑中国的话，中国最终能赶上世界的前沿国家，这个并不是说所有领域的创新来驱动中国，而是中国在某些行业和领域进行创新，同时在另外一些领域消化吸收模仿，别的国家也是如此。可以说所有的发达国家，先进国家一起来推进技术前不断的延伸，中国也是其中之一。我不太同意您的观点是，中国好像独立于世界之外，然后自己在那儿独立推动创新，我想这是大家一起来做的事情。关键是怎么到哪一步，这不是新的经济形态，而是一个不断地推进和延伸的过程。所以说这种二元论的分析方法，我略有异议。对于说未来的话，可能也是投资驱动的。我们知道说，在投资理论当中，我们也知道说，投资于技术的话，就是要投入多数的这些创新，都是要依赖于资本。那新的技术装备，新的生产技术，那么有一些不依赖于资本，但是很多的都依赖于资本，甚至IT革命都是如此。
因此我们想说，我们要回到这个主旨上，也就是我们现在都认同的一点，就是您这六个支柱也好，八个支柱，甚至更多的支柱都是我们的共识，可能各我们的视角不一样，论证的方法不一样，但最重要的是实施。这就是我发言的内容。谢谢。
钱颖一：非常感谢，时间有限，我们就没办法有更多的讨论了。那我想就用我主持人的特权问最后一个问题，问您一个问题。那您很好地给我们总结出来所谓前沿和追赶两种发展的方式，那到底中国在什么地方，在什么位置上，中国的购买力平价的接近一万美元，大概相当于前沿国家美国的五分之一，有时候我们讲说，中国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或者说中低收入国家更准确一些。因此到底中国现状是在什么因的位置上，仍然在追赶，还是说已经正在趋向于前沿，由于说中国和前沿之间呢，这个差距还是巨大的。那我想请您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有请。
菲利普•阿奇翁：我要感谢各位点评嘉宾，刚才讲得非常好，非常到位。您强调了这个社会流动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那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最近在美国得到发布，也就是研究的就是美国那边的社会流动，那我们也在联系起来考虑，这里头有一个在创造性破坏和社会流动之间的这种强烈的正相关关系。也就是我们需要两者之间的互相地来补充加强。
那第二个就是说关于产权的保护，产权保护非常之重要。这里有一个叫做产权保护和竞争之间是相互加强的，这么一个关系。也就是我们想要增强竞争的话，需要法制和反腐，这是很重要的。还有就是我完全同意您的一个观点，就是说我们不可能单打一，我们肯定是说在行业这个层面上，有具体的数据，比如说有蓝线红线的区别，就是越接近前沿的话，就越愿意竞争，越远离的话，更愿意追赶，这个情况是不完全一样的。那比如说有一些中国的这个行业，那么可能已经走到了前沿，有另外一些还是在追赶的过程中。那我的观点您刚才讲的一点很正确的是说，大家好像众口一词，大家有强烈的共识，但是我们在讲到反腐的时候，这也是我们要反腐强调的主题，很多时候的反腐是自上而下，我们要反腐，惩腐。我有一个瑞典朋友，他讲到媒体的重要性，那独立的媒体来自下而上监督反腐。并不是说自上而下的反腐，而是人民来自下而上也能够反腐。这样的话，就可以实现我们所需要的媒体竞争，如果说自上而下一直在加强反腐的力度的话，总会有限制的。所以更容易的一个办法是自下而上。这样的话，确保竞争得到维护。这里的话，可能会很有意思。因为基本功都要做到，我们都同意。问题就在于去实现媒体独立，司法独立，怎么样坚持独立，这个我们也是希望大家继续探讨的方面。谢谢。
钱颖一：刚才所说的，对您刚才的那个问题，确实是我们可以进行追赶式的增长，有一些法律法规不断地让这个现代市场更加自由化，去实现追赶式的增长，但是我们未雨绸缪，我们需要考虑到我们今后的一个发展，那我们了解拉丁美洲和日本的情况，那日本呢，就会有前瞻性，法国非常有问题的。它在这个要成为一个以创新为驱动的增长的国家就是非常的有问题。那法国必须是要好好地反思一下，所以我们每一个国家都要好好考虑一下，我们怎么样在变革的时代，怎么样前进。所以大家对面对着同样的问题和转变，我们是共同学习的。谢谢大家。
钱颖一：谢谢大家，我们感谢演讲的嘉宾和讨论的嘉宾，他给我们非常多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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