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记者 蓝方）城镇化的相关决策，究竟是中央说了算，还是地方说了算？中央和地方应该如何分担相应的公共服务成本？
12月18日，在第四届财新峰会上，香港大学国之基金经济学讲座教授许成钢提出，城镇化的问题一定是地方性的，绝大部分公共产品也由地方政府提供。但是，制度安排上，应确保地方决策以选举为基础，对地方公民负责。
许成钢介绍，在所有国家里，城镇化都是一个自发的过程，随市场和公民需求而发展。100%的发达国家里，土地私有制是城镇化的基础。同时，有宪政和法治保护土地私有权，保护公民权利。
除此之外，所有发达的、幅员辽阔的国家都是实行地方自治，地方政府必须对地方公民负责。这是因为，地方政府由地方公民选出，“看的不是上级，而是选民”。许成钢强调，并不存在“全国性”的城镇化方案，方案落实时必然是每一个地方的问题。
“中央政府不可能知悉不同地区的具体问题，出台‘一刀切’的政策方案解决问题。许成钢指出。公共服务提供方面，就世界上所有发达且幅员辽阔的国家而言，包括学校、医院等在内的绝大部分公共服务和福利，也是地方性的，中央政府仅提供极少的基础性服务。
目前，中国大多数公共服务由地方政府供给，但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地方政府对流动人口享受地方公共服务设置高门槛。例如，流动儿童受教育的问题，中央明确“流入地为主、公办学校为主”的政策，但地方政府则为儿童入学设置诸多附加条件。如此矛盾如何解决？
许成钢认为，关键在于地方决策的机制。就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初级教育、基础教育都是由地方决定、地方提供。
如果当地移民多，移民也有选票，他们便会要求民选的官员提供相应的教育服务，满足移民子女的受教育需求。他说，单单讨论教育问题的话，教育权是基本的宪法权利，即便是非法移民的子女，也享有受教育权。
许成钢认为，发达国家官员的产生机制，决定了他们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必须对当地居民负责。但目前中国的官员产生和考评机制，显非如此。这是中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一个严峻挑战。
他指出，尽管中国也有对地方官员的考核机制，但考核是上级考核。这导致地方官员关心的不是本地居民所关心的问题，而是上级考核的指标，最典型的例证莫过于强拆纠纷。当GDP增长、财政收入等指标和公民的权利发生冲突时，中国官员对前者负责，而非对地方居民负责。
在他看来，中国未来改革比较现实的路径是，逐步扩大基层民主选举的范围，首先从村级扩大到镇一级的自由选举，逐步实现县市级的民主选举。否则，无论中央制定什么样的城镇化政策，都无法影响地方的制度设计，无法对地方官员实行有效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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