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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树清谈国有银行公司治理得失

2010年04月06日 16:26 来源于 财新网
银行作为商业机构,盈利和商业可持续还是第一位的,放贷首先取决于有没有商业机会

  【财新网】(记者 温秀)五年后,郭树清再次接受财新记者专访,谈国有商业银行法人治理得失。

  2005年两会之后,郭树清临危受命,从央行副行长调任建行董事长。在3月22日郭树清上任后的首次党委会就作出一项重要决定:党管干部不是党委书记一个人管干部,也不是党委跨过经理层管干部。过去由董事长和党委书记直接主管的人力资源部,今后划归行长管理。同时还明确,公司内的所有行政部门包括监察室,都受管理层领导。这只是他推动的一系列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的部分内容。当年4月,郭树清在其上任后的首次专访中,与记者深入探讨了从“两会合一”到“两会分开”,让董事会切实履职,而不再仅仅充当橡皮图章等。

  时至今日,国有金融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有何新突破,外界关注的薪酬问题能否得到妥善的制度设计,去年的信贷狂潮是否说明国有银行的法人治理结构失效?郭树清对财新记者畅谈其最新观点。

  《新世纪》:2005年你就任建行董事长后,着手建行公司治理机制的建立,曾推动了党委会和行长办公会分离等改革。时隔五年,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有哪些进展和突破?

  郭树清:涉及到很多方面。首先,现代银行制度基本形成,而且有些方面甚至比外国做得更好。比如,股东大会本应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但国外因金融机构的股权高度分散,股东对公司很难产生影响,只能用脚投票。而在我们的体制下,股东的作用是非常大的,许多决策都要得到股东大会批准。

  董事会在战略管理方面的作用发挥得也不错,因为大部分董事会成员是长期在银行的人。而且我们还有一个相对超脱的党委会,可以着眼于长远的发展。我们的风险内控机制建设也取得实质性进步,制度、工具特别是风险文化内容充实,激励机制方面也不存在推动冒险的因素,内部制衡机制明显强于欧美银行,因为不仅有董事会、高管层,还有积极发挥作用的监事会。建行的职代会和工会工作也得到加强,民主管理机制成为现代公司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

  此外,我们在公司财务状况透明度、社会责任承担等方面也做得很好。这些都是进步。

  尽管如此,我们始终认为国际先进银行还是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例如它们经营管理的专业化和精细化,我们的差距很大,公司治理方面也有不少好经验好做法。

  《新世纪》:现在党委会和董事会的运行是怎么样的机制?

  郭树清:董事长、行长及一部分高管人员既是党委会成员,也是董事成员,交叉任职,可以对一些涉及长远发展战略的问题,进行较充分较深入的研究。党委会不是公司经营决策机构,但是可以研究探索任何重大问题,可以提出建议交由董事会进一步审议,为董事会的决策提供准备和参考,当然最终的决策仍是董事会做出的,这是公司法的基本要求,必须遵守。这样处理,没有任何矛盾。

  此外,董事会里除了行内的高管外,还有7个股权董事和6个独立董事,他们如果不同意,就无法表决通过。比如有些提交董事会的议题,有的表决时就会遇到反对和弃权,有的就没有付诸表决,如某些对外投资议案,最终并未通过。这些充分说明现代公司治理机制确实在发挥作用。

  《新世纪》:今年监管当局也表示了对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的关注。你认为还有哪些问题亟待改进?

  郭树清:很多。比如董事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特别是董事的独立性,因为无论是股权董事,执行董事还是独立董事,都要以个人的经验和判断来投票、做出决策。每个董事会成员都面临履职尽责的问题。再如,股东大会的权限有待改善。目前按照公司法的要求,很多问题包括一些日常经营决策性质的问题也要上股东大会,可能要研究更合适的授权办法。比如一个制造企业,发数百亿乃至上千亿的债券,确是大事,但在金融机构,就很正常。银行每天开门做生意,都是负债,因为要吸纳存款,都形成负债。此外,如何处理好制衡与效率的问题,也还有改善的空间。类似的问题还很多。合适的信息披露问题,恰当的分红比率问题也都需要研究探讨。

  《新世纪》:金融机构薪酬问题外界非常关注,各部委也都出台了一些限制性的政策,你怎么看?

  郭树清:这个问题确实比较复杂,既有市场机制作用问题,又有收入分配调节问题。可能有这样几个方面需要强调,一个是缩小差距应当是总的趋势,缩小金融与非金融企业的差距,缩小金融业中银行、证券、保险业之间的差距。其次要把基薪和奖金分开,绩效工资支付的时间可以拖长。第三是给予高管人员及有突出贡献员工以一定的期权激励。此外,是否还可以考虑给予高管人员以公益捐赠额度,就是说,你的名义工资中有一部分可以选择公益事业或公益机构捐献,这既承认了你的市场价值,又满足了社会公平的要求。我猜想这样做方方面面都比较容易接受。

  薪酬改革的难点是对专业人才(包括管理人才)及其创造性劳动的正确评价,实际上这归根结底由市场竞争决定。薪酬改革不仅涉及总行的一二把手,也不限于其他高级管理者,还有一级分行行长、二级分行行长、支行行长,越往下硬性限制越难,因为如果不按市场标准,就意味着人才流失。现在各家银行都处在一个激烈竞争的市场上,不仅有中资,还有外资,不仅有同业,还有证券、基金和保险。

  如果仅只是少数高管人员,事情比较简单,2008年建行净利润增长35%,高管人员自觉降薪10%左右,其中董事长、行长减少12.5%。

  《新世纪》:去年实施财政刺激计划之后,外资银行放贷仍然很严,中国的银行则在一声令下就信贷滔滔,这说明银行是否仍未摆脱政府的行政干预?

  郭树清:执行国家宏观政策我们义不容辞。但是,银行作为商业机构,盈利和商业可持续还是第一位的,放贷首先取决于有没有商业机会。在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大背景下,投放一些贷款,特别基础设施建设贷款,还是很划算的。这种投放银行当然愿意。第二是要看风险能否控制。不过各家银行对风险的理解和把握不一样,所以去年大家的行为也不完全一样,进入的行业也有差异,有增有减,有快有慢,体现了对风险的不同理解和控制。第三要有应对长期问题的预案,有些风险现在可能不会暴露,但将来也许会形成损失,需要在调结构、转模式、加拨备上都采取有力措施,未雨绸缪,早作打算。

版面编辑:运维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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