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记者 温秀 冯哲）“最好把一部分新增贷款转换成国债，用于公共性财政支出，投入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公共卫生。”对于当前宏观政策的进退两难，建行董事长郭树清近日接受财新记者专访，提出这一建议。在当下对城市化争论轰轰烈烈，却缺乏实质性政策出台的背景下，这一见解观点鲜明，掷地有声。
今年54岁的郭树清曾在原国家计委、原体改委与央行任职，并两度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对于宏观经济每每有独到的见解，亦为政学两界广泛瞩目。
《新世纪》：作为经济学家，你认为中国的宏观经济正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态势，是在过热的前端还是有二次探底的危险？
郭树清：两种可能你都说到了。去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的出口受到了较大冲击，为此国家及时启动了全球来看力度最大的经济刺激计划，鼓励投资和消费，也带动了信贷的大幅增长。在扩大内需的同时，引起了人们对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的担心。而在一个有资产泡沫的市场上，银行经营的风险自然会增加。在面对两种极端可能性的情况下，只能统筹兼顾，执两用中，我相信中国经济金融都会实现软着陆。
就宏观调控而言，在目前情况下，因为流动性依然明显过多，货币政策的操作可能需要更紧一点，不能让资产泡沫进一步扩大，不能让零售物价继续上涨、甚至失控。同时，财政政策还可以更宽松一点。这也是使两大政策手段实现平衡的需要，长期以来，我们都是“大金融、小财政”，财政政策比之货币政策在国民经济宏观管理中的作用仍显得较为欠缺。
《新世纪》：你为什么认为目前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余地更大更重要？
郭树清：因为我们面临的一些基本问题，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等，都需要财政政策发挥更大的作用。特别是增加公共服务供应，如教育，近几年国家的投入增长是建国以来最多的，但是跟经济发展和已经达到的收入水平相比，仍然较低。中国现在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的年限只有8.5年，相当于初中还没有毕业，这是美国上个世纪20年代的水平，而美国现在已经是人均受教育14年，平均在大专水平以上。在公共卫生和社会保障方面，甚至社会治安和司法服务方面，城乡差别、地区差别依然非常突出，这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无疑需要财政政策能够更有效地发挥作用。此外，在环境保护、生态建设方面，财政也能够发挥更多作用，如对资源消耗征税等。
《新世纪》：当前的现实是，财政政策相对比较保守，顾虑重重？
郭树清：中国当前的国债规模占GDP约20%，如果加上各种隐性债务，可能会达到30%左右，在国际上也是非常正常的。财政政策扩张面临一定难度，一定程度上与人们的观念有关，传统上大家都认为财政赤字是硬约束，而银行贷款多一点似乎无关紧要。实际上从国家整体的资产负债表的角度看，无论是财政问题还是金融问题，系统性风险的最终责任承担者都是国家。即便是美国和欧洲，银行的坏账大到一定程度，最后还要靠发国债来解决。但是，要强调的是，不能从一开始就打通了，财政绝对不能直接从银行透支。
我个人认为，最好可以把一部分新增贷款转换为新增国债，用于政府支出、公共服务。因为过多贷款很可能形成过剩的生产能力，包括基础设施过于超前，都可能会过剩，项目的现金流、回报率都是问题，但如果用于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等，产生重复建设的可能性不大。
《新世纪》：国家提出的两年4万亿投资，有1.18万亿是中央财政投的。现在如果财政政策继续宽松，岂不是意味着刺激政策无法退出，而是进一步进入？
郭树清：怎么定义这个退出很难。因为该做的事情其实还有很多没有做，有些事情则做得有些过了，需要往后退一退。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回旋余地是最大的，因为作为高速发展的经济体，中国还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高峰期。只要把城市化的步伐加快一点，有效需求就会持久地大幅度地增长，还可以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改善收入结构。
首先一条，目前在沿海发达地区，也包括内地一些城市郊区，都有相当多的人口生活在基本实现了工业化的经济体系内，估计至少有两三亿人，但是这些地区在行政区划上仍然叫农村，至多是乡镇，名实不符。更大的问题是，由于仍按农村来管理，就不会有像样的建设规划，楼房建在农田里，有的没有自来水，有的没有下水道；最大的“村”有6万多人，最大的“镇”有60多万人。这类地区应当尽快进行调整和改革，形成与经济社会人口规模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系、公共服务体系。
另外一条，就是抓紧推进已进入城市的农民工的市民待遇问题，毫无疑问各地情况不同，不可能一步到位，但是最重要的是建立能够使这部分农民逐步融入城市、享受市民待遇的完整机制。最迫切也最应当首先解决的是农民工子女就地上学和公共卫生全覆盖问题，然后就是“三险一金”的落实及打通跨地区接转，这些都需要中央加强指导支持，需要积极的财政政策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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