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医生”外交部长

　　（胡舒立）法国北部诺曼底地区的度假胜地多维尔小城，10月中旬已经有些清冷，近处的海域是一派白茫茫的雾色。

　　下午6点，在面对大海的诺曼底酒店，贝纳德·库什内（Bernard Kouchner）约好了与我见面。三个多小时前，在这里召开的世界妇女论坛（World Women Forum），我们刚刚听完这位法国外交部长的午餐演讲。因为我接着有发言，不能马上进行专访。库什内便应允会后再谈。

　　“别忘了我。”分手时，他笑着说。

　　后来再多些接触了解，发现库什内的这种幽默并不是外交表演。虽然已经在法国从政26年，而且曾经有过担任联合国科索沃特使团团长的经历，但他以1971年参与创办“无国界医生”组织 （Medecins Sans Frontieres，简称MSF，英文为Doctors Without Borders）扬名，从来以人道主义情怀在政治舞台行事发言，以真诚直率著称，以此见长亦有时见短。严格地说，今年5月出任外长之前的库什内，从来都不属于外交家。

　　古典风格的诺曼底酒店大堂可以听到悠扬的钢琴声，我们选了一处比较僻静的角落交谈。库什内穿深蓝色毛衣，灰白的头发有些杂乱，说带法国口音的流利英文且滔滔不绝，两眼闪闪发亮，看上去和他将届68岁的年龄相差甚远。

　　我们谈得很远，从他当年组织“无国界医生”如何转而从政至今，从怎么看法中美关系至伊朗、伊拉克局势。谈完之后，我礼貌地道谢，刚走上归程，他突然又打来手机，想起一个重要的话题——缅甸事件还没有谈。于是，我愉快地往回赶。

　　可以看出，这个公认与总统萨科齐一起改变了法国外交政策方向的人，的确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情性中的政治家。我问他：你身为社会党人，为什么要接受反对党总统的邀请出任外交部长呢？

　　他说，“我花了40多年时间接近人民，改变世界，我有了机会可以继续这样做，而且担任同样的角色，所以我同意了”。还说，“总统没让我改变观点，如果他的要求不符合我的观点，我就辞职！”

　　他还说，他只接受外长的职位，因为他是社会主义者。

医生政治家

　　2007年6月的第二个周末，库什内上任伊始，便旋风般访问了苏丹等非洲国家，为平息达尔富尔危机而居中调停。在达尔富尔，一场长达四年的残酷内战已经使20万人丧生，250万人流离失所。

　　当然，库什内并非第一次踏上非洲的土地。40年前，正是非洲的经历改变了他的一生。

　　1968年5月，刚刚获得内科医生执照的库什内——一名热衷于参加巴黎街头示威的热血青年，突然在报上发现了国际红十字会的广告，招募志愿者前往战火中的尼日利亚比夫拉地区（Biafra）参与国际救援行动。他成了一名志愿医生。

　　“我们是从1968年开始酝酿这个主意的，”他告诉我，“我们是医生，在海的另一端、大陆的另一端发现了那些无助的人们，他们没有药品，没有任何医疗网络，没有任何保障。”

　　怀抱饿得发软、眼神无望的孩子，这种令人震颤的感受让索邦医学院毕业生库什内“永生难忘”。也是在那里，他和其他一些同样年轻而富于正义感的同行，感受到了官方国际救援机构的“中立”局限。

　　这一切，促使他和一批青年同行在1971年发起成立了非政府组织“无国界医生”，专事于地区冲突中无国界的人道主义救援，而且时常直言无忌地抨击战乱制造者。那是“NGO”（非政府组织）鲜见的年代，而“无国界医生”因其创造性的、坚持不懈的人道主义努力，影响广泛深远，在199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不过，库什内在由行医而从政的道路上要走的远得多。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后来创建的另一个组织“更具政治性”，那就是1979年成立的“世界医生”（Medecins du Monde,英文为Doctors of the World）,因为“发现光是救人还不够”，“你必须改变世界，从而减轻人类的痛苦”。

　　1979年，库什内曾经率领一艘有100多个病床的“海上医院”之轮游弋在南海，救助颠沛流离的越南难民。后来，他于1981年正式从政，成为密特朗政府的一名医政官员，后来又前后三次出任法国政府卫生与人道主义行动部长。

　　多少年来，库什内以人道主义者和左翼人士的身份活跃于政治舞台，被冠以“法国医生”的头衔。他在1994年至1997年是欧洲议会议员；1999年至2001年，出任联合国科索沃特使团团长；2006年，他又成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的候选人之一。

　　也有不少批评说库什内“自我中心”，“喜欢冲动”，不过接触过他的人很难怀疑他的人道主义真诚。他本人多年来在法国民意测验中，也一直维持了“最受欢迎的法国政治家”之声誉。在国际问题上，库什内被认为是“人道主义干预”理论的倡导者，虽说拥护者甚众，但干预主张也会引起异议。

　　最富有争议者莫过于2003年，库什内是公开主张通过外部干预让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下台的少数法国政治家之一。这与法国政界公开整齐的反美主张相违拗，以至于虽然在美国正式出兵之后，库什内也曾表示并不赞同战争本身，却一直很难得到他的左翼阵营同僚的谅解。

　　当然，库什内以始终如一著称。2007年6月，当库什内在苏丹首都喀土穆奔走之时，与他从未绝缘的“无国界医生”们一如既往，也正在达尔富尔战地医院的无影灯下紧张操作。

从达尔富尔到巴格达

　　恰如库什内不愿停息的、富于激情的性格，今年来关于他的新闻也每以“出人意外”论之。

　　今年5月，52岁的法国右翼新总统萨科齐组织了一个年轻的、有着七名女性和两名反对党政治家的政府，其中包括请出这位坚定的左翼政治家出任外交部长，而且库什内本人也同意接受这一职位。库什内的任命是萨科齐组阁新闻中最令人震惊的部分。因为库什内已经67岁，内阁的平均年龄升至53岁。

　　不过舆论在震惊之后，对此选择态度相当正面，虽然社会党立即宣布要将库什内开除出党。

　　“你说萨科齐为什么要选你当外长呢？”我问。

　　“这你应当去问他，”库什内笑道，“因为我很受欢迎。”他还自信地说：“他们相信我了解这个世界，而且我也深知我比他们更了解这个世界。”

　　在分析家的眼光里，萨科齐选中库什内出任外长的原因要更为深刻。“备受欢迎”无疑是一个前提，但更重要的是萨科齐有意于法国外交政策的转向，而转向需要库什内这样的独特的政治人物，包括他植根于法国土壤的大众支持。

　　1966年法国退出北约以后，其外交政策一直维系戴高乐主义传统，与美国的外交政策大相径庭，并因此在西方世界维持某种平衡。伊拉克战争以来，这种拒绝以美国为中心的外交主张鲜明而强烈，以至法美关系一度陷入僵局。而新上台的萨科奇在外交政策取向上与美国较趋一致，他有意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也有意使法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积极、主动和务实的角色。

　　萨科齐的外交政策取向，其实正与库什内的主张相一致，或称很大程度一致。“他是老板，我得服从命令。但是他并不给我什么命令，我们互相商量。目前我们合作愉快。”库什内告诉我。

　　他上任后，“萨科奇／库什内”外交新政开始实施，第一役就是达尔富尔。

　　库什内说，他今年5月间曾与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在汉堡单独会见，希望中国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扮演更积极的角色。此后，法国牵头在巴黎召开了第一次达尔富尔问题国际联络小组部长级扩大会议，他请中国参加，还与美国国务卿赖斯举行了会谈。

　　这是一次后来中国官方同样给予积极评价的会议。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说，会议促使联合国、非盟与苏丹政府就在达尔富尔部署混合维和行动达成一致。

　　苏丹政府随后明确表示，无条件接受安南方案第三阶段计划。这标志着解决达尔富尔问题在维和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表明非盟、联合国与苏丹三方协调行之有效。

　　国际舆论将此次法国的牵线人作用，以及此前库什内提出的“乍得走廊”救助计划以及他身为法国外长的非洲之旅，称为法国的“达尔富尔创议”（Darfur Initiative）。与此同时，中国在达尔富尔危机中的特殊协调作用得到了联合国的肯定。

　　不过，库什内上任后真正的惊人之举发生在今年8月23日。这一天，他作为法国外长，突然出现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这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以来首次法国的部长级访问，也是20年来的首次法国外长访问。

　　虽然诸多分析指向库什内此举的“美国因素”，但在我们的交谈中，库什内从一开始就强调此行的独立性。

　　他把三天伊拉克之行称为“倾听之旅”，强调“我们是在倾听伊拉克人的诉说，不是美国人。我一个人去，以法国外长身份，乘的也是法国飞机”。

　　他认为，“我们必须促使联合国对伊拉克的决议付诸实施，让美国军队逐步撤出。”他说，“我们相信他们必须离开伊拉克，但不是现在，否则情况更糟，要缓慢地离开。”

　　这次“倾听之旅”很让他感慨，他说，他发现了“穷人们希望自己掌控国家”的事实。由于目前局势紧张高危，需要通过司法、教育等手段，“一步步地将伊拉克人的命运交到他们自己手中，”他期望欧洲能在其中发挥更大作用。

　　我们还提到伊拉克的未来。他并不赞同美国参议院“分而治之”的主张，认为解决的方案应当是“强有力中央政治治理下的联邦制”，可以分成库尔德地区、逊尼派地区和什叶派地区，但是有共同的中央政府。

　　“你知道，美国犯了个大错误，很大的错误。”他说，意指战争本身以及美国的对伊政策。

　　法国与美国的关系，近年来一直和伊拉克问题缠绕在一起。库什内坚决地说，法国人和美国人应当是朋友，但不必事事相同。“我们当然和美国人结盟，但不听命于他们。我们有自己的政策，我们主要与欧盟相关联，必须真正加强欧盟的力量。”

缅甸焦点

　　库什内早就计划于10月底开始他的亚洲之行，其目的是为11月间萨科齐总统访华打前站。

　　10月31日，库什内如期而至，在法国驻华大使馆最经常安排记者见面会的法资酒店——诺富特和平饭店举行了自己的新闻发布会。

　　穿越过道步入讲台前，笑容盈盈的库什内身体微倾向身旁的记者们谦虚致意，这和他在人们心目中强硬的形象相去甚远。库什内在这次记者会上的目的和思路很明确——主要谈缅甸问题。因此当记者问及法国非政府组织在乍得涉嫌贩卖儿童的事，库什内不作回答；在中国新闻自由和人权问题上，库什内也是轻描淡写，唯独对于缅甸问题，库什内滔滔不绝。

　　在最开始的发言中，库什内用“还是存在分歧”来描述中法在缅甸问题上的现状。不过后来记者追问是何种分歧时，库什内尝试着用语言来圆润“分歧”这个词的生硬色彩，他补充说：“我相信还得看亚洲国家，加上中国、加上印度对现在这个看起来是个问题的事情、对正在遭受苦难的缅甸人民积极地做出努力。”

　　他继续表示，“到最后，当然了，没有任何宣言，也没有任何决议。”说到此时，库什内的失望黯然流露。

　　库什内所言没有达成的“宣言”和“决议”，系指10月11日联合国安理会仅通过了关于缅甸问题的主席声明——表示支持联合国秘书长及其特使甘巴里的斡旋努力，鼓励缅甸各方通过对话实现国内和解，促进民主与发展。

　　这与法国所要达成的制裁目标显得还很遥远，不过库什内还是认为中国在缅甸问题上的政策正在取得一致。按照库什内的理解，“我想他们（中国政府）真的接受了我们在缅甸问题上的想法，只是他们目前还没有公开表示支持罢了，但这一天会来的，我相信这一天终将到来。”

　　在库什内到达中国前两天，他访问了新加坡和泰国，会见了两国的总理和外长以及流亡在外的缅甸反对党成员和难民。新加坡目前是东盟轮值主席国，库什内坚信缅甸邻国尤其是东盟各国，在对缅甸军政府施加国际压力方面，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库什内还在积极筹划缅甸“激励基金”。该基金的来源为世界银行，将通过信贷方式分配。这是库什内思索的除了制裁以外的解决缅甸问题的另一路径。

　　另外，法国关注中国在非洲的角色，达尔富尔只是一例。库什内在法国和我谈及中法关系，首要话题就是非洲，主张两国当在“同一轨道，承担同一任务”帮助和改变非洲。

　　当然，还有经济关系，还有人权。他补充，但并没有说得很周详。他强调说，中国人和法国人很相似，同样富于历史，而且，都不是“传统的、死板的人”。

　　“所以，我们必须互相倾听。”他说。

理解和误解

　　虽然英文自如，表述真诚，还是可以感觉到，库什内属于我采访的国际政治家中不很长于、或说不喜于精巧外交辞令的人。这使我想起，一些国际舆论曾担心，他说话“走火”会引起事端。

　　以往有记载的例子有两起。

　　其一，是他今年8月访伊拉克后，在接受美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马利基政府无能，并称“很多人都认为马利基必须下台”。事后，他就此进行了正式道歉，并说自己被曲解。

　　其二，是他今年9月16日公开声称，国际社会应为伊朗核问题做“战争”这个“最坏准备”，引起伊朗政府的强烈反弹。库什内后来表示他的话“被误解”。

　　当然，一时“被误解”绝不会使库什内改变立场。我们在交谈中也谈到伊朗问题，库什内情绪激昂，诘问声声：“他们（伊朗）拒不接受（放弃铀浓缩计划），难道我们就要干等吗？等多久呢？”

　　他没有说“战争”，但是主张除了联合国框架内的行动，还应该施加来自欧盟方面的经济制裁，从而使得对伊朗的制裁更加“有力”、更加“有效”。他还是态度强硬，直抒胸臆。

　　这就是库什内，人称法国外交的“库什内品牌”。未来，在风起云涌、变幻莫测的国际政治舞台上，他更容易被接受，还是有可能被误解呢？而且，“萨科齐/库什内联盟”的命运，还会面对哪些考验呢？

　　记者王欢、严江宁对此文亦有贡献

　　——此文原载于财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