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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人民币先生’”

2006年10月07日 13:47 来源于 财新网 | 标签:财新记者专访周小川合辑 周小川的央行岁月
央行行长周小川接受专访,畅谈中国金融改革

  (王烁 张继伟 王丰)9月中旬,一年一度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年会在新加坡召开,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此次成为最耀眼的媒体“明星”之一。

  无论是年会外围研讨会上的主旨发言、会议间隙的茶歇、周小川与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的私人晚宴,还是中国代表团应各国记者“强烈要求”而为周小川专门举办的一场记者招待会,都成为世界媒体尤其是中美两国媒体关注的焦点。

  来自各大财经新闻通讯社的记者们自嘲:他们已经成了不折不扣的“狗仔队”。为了从这位中国央行行长口中得到只言片语,他们动辄在闭门会议的会场门口一站三四个小时,或是在周小川下榻的酒店门口苦候到深夜。与参会的保尔森、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等不同的是,周小川身边没有令人望而却步的保镖,而且他和蔼可亲,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对记者基本是有问必答。

  人们最关注的问题,仍旧是人民币汇率。在年会前的几个星期,货币市场对“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可能增加”的期待日益强烈;美国新任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即将于新加坡年会后对中国首次访问,也令市和媒体强烈关注中国政府可能借此机会出台的任何政策微调或是口径变化。

  在9月16日上午的一场论坛上,周小川受到了“客气的围攻”:同台演讲的数位专家学者在肯定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成果的同时,一致表示中国应该加快金融改革尤其是汇率制度改革的速度。

  其中,一向以“口无遮拦”著称的美国克林顿政府财政部长、前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的言辞尤为犀利。他说,在“过晚或过早放弃固定汇率制度”两者之间,前者为相关国家带来的负面影响要大得多;如果起初抵制改革,而最终在巨大压力之下被迫改革,“那肯定是太晚了”。

  萨默斯还说,人们对于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汇率改革的经验教训,存在着两种解读:其一是,在市场已有强烈预期的情况下,对货币进行大幅升值,会造成通货紧缩,真实利率极低,为相关国家带来严重问题,因此并不可取;另一种解读则是,在一个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经济中,如果逆市场力量而行,强行操纵汇率,反而会造成资产价格膨胀和不可持续的信贷扩张。

  “我个人的看法是,第二种解读更加准确,对当前的中国政策有相当大的意义。”他说。

  也正借此论坛机会,周小川回应了各方的质疑,并阐述了中国金融改革的走向和政策考虑。他在演讲中表示,“中国的政策是清楚的:我们正在逐渐移向更加灵活的汇率机制”;在具体的改革步骤上,中国选择的则是渐进式改革。

  “我的理解是,在从‘盯紧美元’的汇率制度向所谓‘有管理的浮动制度’转化的最初阶段,‘货币篮子’的问题可能更加重要;但在随后的阶段,货币市场的供求关系则会起更加重要的作用。”

  诚然,人民币汇率所系之大,绝不仅是汇率本身,更与中国金融和经济改革的全局正相关。正是在此次新加坡年会上,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中国也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之一,引起多方瞩目。

  周小川于今年相继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持续长期融资委员会成员、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成员、国际清算银行董事,正清楚地反映了中国在世界金融体系中正在增强的影响力。

  国际会议期间,毕竟时间有限。记者记者在赴新采访归来后,针对国内外关心的涉及中国金融市场全局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再请周小川发表见解。

  9月21日,周小川在北京再与保尔森及随访的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格伦哈巴德会晤。次日下午,在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央行总部大楼九层的办公室里,周小川接受了本刊专访。

  以下为采访摘要。

建设有效的金融市场

  “金融市场的国际合作空间会比以前大家想象的要大”

  记者:中国近年来启动了规模宏大的各项金融改革,在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加坡年会上引起很大的关注。您认为,下一步金融市场改革和发展的重点何在?

  周小川:有效的金融市场可以优化资源配置,为经济稳定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从这个角度看,要加强建设有效的金融市场。

  对金融市场的划分可以有多个角度。从市场内容看,金融市场大的分类包括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从工具角度看,可以划分为股票、债券、票据、外汇、黄金、衍生工具等市场。

  有效的金融市场,必须要有一定的深度和宽度。没有深度,定价就难以准确;没有宽度,市场提供的金融产品过少,则不能满足经济发展需要。比如说,如果各类经济主体对外汇有套期保值的需要,外汇市场就要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交易品种。

  有效的金融市场,要求市场参与主体的健康化。这就涉及到金融机构微观机制改革和金融机构自身在内部风险控制、交易制度、道德操守等方面的改革和完善。例如,当前我国银行间市场的交易量很大,具有一定的金融深度,但参与机构还需要衡量交易对手风险和交割清算等操作性风险,切实加强内部控制,防御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后果。这些都要求市场参与主体更加健康化。

  记者:如何看金融市场是否有效?

  周小川:有效的金融市场,体现为对资源有效配置,为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服务的效率。当前,金融市场为国民经济实体服务的意识和能力还不够,有效配置资源的能力还不强,有时还强调市场参与者为局部目标服务。

  另外,市场的效率体现为市场参与者能为客户设计出更多、更符合需求的产品并加以交易。现在我们金融市场中的工具仍较少,对此企业有抱怨。由于市场比较浅,价格有时会比较离谱。金融市场的创新能力还比较弱,产品设计能力还不够强。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可兑换进程,我国金融市场面临来自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压力。如果自己拿不出更好更多的产品,企业可能跑到境外市场去交易。

  之所以现阶段还难以完全做到根据客户需求设计、创新金融产品,原因之一是市场发育还不成熟,市场深度和宽度都不够。另一个原因是市场主体。如果金融机构问题还比较多,内控还不行,资本还不够充足,微观机构没调整好,一创新也许就要出乱子。所以,在过去那种情况下,事实上是不鼓励金融创新的,引进、消化、吸收也很慎重。目前,情况正在发生积极的变化,但距离通过创新来满足经济和客户需求的目标仍很远。

  也不是一说创新就撒开手,而是要在市场主体、市场制度、市场建设到一定程度的基础上逐步推进。

  记者:建设有效的金融市场,国际合作在多大程度上能发挥作用?

  周小川:金融市场的国际合作,与经济全球化密切相关。假如一个经济体比较独立封闭,对外交往比较少,货币也不可兑换,那么,也许可以做到按照自己的节奏和意愿来独立设计本国金融市场发展。但问题在于,中国不是这种情况。当前经济全球化发展速度很快,中国外向型经济比例很高。进出口与GDP的比例接近70%,每年外商来华直接投资(FDI)五六百亿美元,中国的资本输出量也在快速增长。

  金融市场应该与工业部门一样,不同国家之间可能取长补短,可以在这些方面有国际合作。我们已经看到金融市场正在发生国际整合。随着金融电子化程度的日益加深,电子化交易产品的日益增多,金融市场的地理位置变得可以分割,金融市场之间的地理界线日益淡化。在上述变化中,金融市场的国际合作空间会比以前大家想象的要大。

  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就提出“逐步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后来遭遇亚洲金融风波冲击,暂时不提可兑换;到十六届五中全会,再次明确提出要“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这是个渐进的过程。

  对这个过程,国外同行的看法比我们自己可能还更积极些。这次在新加坡召开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一些人关心这个问题,一些国家央行行长开始提问是否可在储备资产中放一部分人民币。

  【记者诠释】

  ——此处所谈“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正是金融创新的基础。

  金融市场的深度,涉及的是金融市场结构问题。金融深度不够,往往体现在金融市场的垄断或寡头性质上,这就会造成价格扭曲;而金融市场的宽度,体现在金融市场所能提供的金融工具数量和种类上,这就与金融机构对市场的反应程度高度相关。由此,宏观面的改革开放,必然受制于微观市场制度背景及其发展状况。

金融业进一步对外开放

  “我们要考虑开放金融等服务业有哪些长远影响,要和中国的发展战略综合在一起考虑,最后就看平衡点在什么地方”

  记者:WTO五年过渡期今年年底就结束了,外资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方式可能是多样的。从国际经验看,哪种模式最有利于金融业的发展?

  周小川:如果说到模式,从国际经验看,各种方式都有。也可以考虑区别对待。关键是要看风险控制状况。

  如果说到开放,中国政府很明确:我们在国际经济格局中有一份责任,呼吁尽快恢复多哈回合谈判,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政府着力促进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便利化,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记者:此次美国财长亨利保尔森访华,仍然强调中国应进一步开放金融服务业,他主张这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周小川:大国之间经济互补,才能实现各自的比较优势。只有这样,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才可能向前发展,否则就可能出现比较厉害的冲突。中国劳动力成本较低,技术人才储备也不错,基础设施改善很快,信息产业发展也不错,中国自然想发挥这些比较优势。同时,中国也希望自己在金融等服务方面的水平有明显提升。

  ——此文原载于财经网

版面编辑:运维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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