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IMF第一常务副总裁约翰利普斯基

　　（叶伟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下称IMF）正在进行被许多人视为其成立61年来最大的改革——增加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投票份额。该组织的执行董事会（Executive Board）在8月底通过一项提案，特别增加中国、韩国、土耳其和墨西哥在IMF的投票份额，并在9月16日－18日的IMF年会上由理事会（Board of Governors）讨论。

　　IMF的这一改革动作，可看做是适应全球经济发展趋势的一个必要之举。面对新兴经济国家在全球经济中愈发重要的地位，面对私人资本在全球市场的大规模流动，面对全球的失衡以及各国进行结构改革的必要性，IMF要胜任促进全球经济稳定和增长之责，必须有所改变。

　　全球经济走向如何？当前高增长低通胀的局面能否持续？IMF在未来的国际经济事务中将扮演什么角色？这些问题已为世人所密切关注。在IMF年会前夕，记者采访了专门来京参加国际金融论坛第三届年会的IMF第二号人物——第一常务副总裁约翰·利普斯基（John Lipsky），听取他从IMF角度对这些问题的理解。

　　利普斯基9月1日就任IMF第一常务副总裁。此前，他先后担任过JP摩根副董事长以及JP摩根、大通曼哈顿、所罗门兄弟的首席经济学家。他在私人部门的长期工作经历，被认为将有助于IMF更好地理解世界经济的变化及风险。

全球不平衡

　　记者：你如何看待当前的全球不平衡现象？

　　约翰利普斯基：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看。

　　一方面，全球经济表现得非常好，最近五年更是有史以来增长最好的时期。全球经济不但增长强劲，而且增长的分布更为均衡；同时，尽管油价和大宗商品价格高涨，通货膨胀率仍处于40年来的低位。简言之，增长的速度更高，其波动性更低；通货膨胀率更低，其波动性也更低，而且增长的好处也被更多的人分享。

　　另一方面，全球不平衡的程度也是前所未有的。美国经常账户的赤字超出几乎所有人的想象。这是从何而来？这来自储蓄和投资的差额。美国的储蓄率低得异乎寻常，而在美国之外的绝大部分地区，储蓄率非常高，投资率则非常低。这样的后果是各国内需增长的不平衡。必须采取措施来更好地平衡全球的储蓄和投资，以维持全球经济的良好表现。

　　记者：可以采取什么措施呢？

　　利普斯基：美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私人储蓄率持续上升的周期。如果政策处理得当，储蓄率就会上升。这些政策包括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和低通货膨胀。另外，可以采取财政方面的措施，比如说，取消对储蓄行为的双重税负，甚至可以对储蓄采取税收优惠。最后，改善结构性的预算赤字也将为美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加信心。

　　在欧洲和日本，结构性的改革将带来结构性的需求上升和长期的经济增长。这些地区生产和潜在增长率的提高，可以一扫这几年笼罩着他们的悲观情绪。欧洲和日本的潜在增长率可不止是2％——我从来不相信这些国家有任何理由接受这么低的增长率。我相信，这些国家也确信，结构性的改革会增加他们经济的灵活性，从而带来良好的效果。

　　记者：你为什么认为这些地方的经济表现会好得多？

　　利普斯基：它们在过去五年来的表现已经很好了，并且有望持续强劲。过去一年多以来，其内需更强，尤其是企业投资。这个趋势会延续，这样就会带来就业的增长，从而带来收入的增长以及更多的消费支出。

　　日本、欧洲的企业利润表现非常强劲，说明经济的增长主要是私人部门的企业行为驱动，而不是公共政策。当然，公共政策有助于结构改革，不过，这还有很大的提高余地。

　　在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地区，国内经济的更大灵活性以及更有效率的金融体系，将有助于他们保持强劲的增长。这个增长是建立在内需的基础之上的，即更有效的投资，更强劲的消费，同时更少地依靠出口。因此，应当采取的政策简单明了——从强化金融体系和金融企业结构开始，改进资金和资源的配置效率。

　　一般而言，通过与国际市场接轨，可以使得改善资金配置和资源配置、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这个过程更加容易；而管理这个过程的最有效方法，莫过于采取更有弹性的政策，特别是汇率政策。

结构性改革

　　记者：你一直强调结构性改革，那么在欧洲、日本和亚洲（尤其是中国）之间，其结构性改革有何异同？

　　利普斯基：细节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间有所不同。但最首要的是，改善金融结构的有效性应该是所有结构性改革的先导。

　　在欧洲和日本，迄今为止，企业融资所依赖的金融体系主要是由银行借贷所主导，而不是证券市场。美国和其他一些经济体在过去发生了什么？他们为什么能够在20世纪90年代大幅度提高了生产率？答案不在于技术，因为同样的技术随处可得；真正的差别在于他们有更高效的金融体系。在过去15年间，美国和其他一些经济体的金融体系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企业融资更多地利用证券市场而不是传统的银行借贷的融资，后者对公司提高管理效率和利润的压力不那么直接，而来自证券市场的压力则为公司创造了动力，极大地提高了灵活性和投资效率。

　　在欧洲和日本，你可以看到极好的出口型制造业。他们必须维持国际竞争力，因此，他们和全球其他竞争者有同样高效的生产率。问题是，由于某些领域（比如说劳动力市场）非常僵化，他们很难把这种效率全面扩展到国内的商品部门并超越可贸易部门。

　　但不管怎样，这些变化正在慢慢发生。你可以看到这些出口导向部门良好的利润表现，他们在驱动着利润和需求的增长：最初，这些企业不愿意将其利润转化为国内投资，但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这些经济的投资在好转。

　　对于中国和亚洲，药方是近似的，只是细节会有不同。中国的起点与众不同，国有企业占经济的主导地位，因此其结构性改革的需要和本质都有自身的特殊性。中国经济整体都需要更为市场化，而不仅仅限于出口领域。

　　记者：中国是否已经具备建立更有弹性的汇率制度的条件？

　　利普斯基：一个真实的弹性汇率制度是必要的，这是为了提高自身经济的效率。不过，显然你不想匆匆忙忙地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弹性汇率体系到底是什么？是不是没有政府干预？我认为这还不够，因为还需要不断完善的法律和监管措施。这是一个转轨过程。

　　要使有弹性的汇率政策有效，首先要求建立国内金融工具——期货市场、期权市场等，使得国内的生产者可以对冲风险，保护自己。中国这个进程正在进行。金融机构在技术层面和财务层面必须加强，这已经发生了。因此，基本的要素已经到位，中国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一个渐进的进步，我认为中国的金融市场和经济进入下一步毫无问题，至少没有严重的问题。

IMF改革

　　记者：在改善全球经济的进程中，IMF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利普斯基：IMF的独特使命就是促进全球经济的增长和稳定。为此，我们建立一个国际性的金融体系，这个体系是多边的，非歧视性的。我们建立一个有效的交流场所，在此，全球经济的各个参与者认识到全球责任，并将其行为建立在这种认知之上。我们支持一个促进增长和提高稳定性的体系，提高全球经济的开放度和增长，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

　　过去十年中，世界经济在两方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也使得IMF的作用发生变化：第一，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全球经济日益一体化。IMF的184个成员国，每一个对全球经济都非常重要。第二，国际贸易和全球经济开放性的巨大发展，是大规模的私人资本流动所支持的。

　　IMF现在的作用，简单说有两方面：首先，我们正在改变成员国结构，以及在组织内改变投票份额，以反映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以及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因此，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是，为了更好地维持和履行自己在促进增长和稳定方面的职责，IMF需要有能真正代表全球经济状况的成员国结构。如大家所知，不久前IMF的执行董事会批准，特别增加中国和其他三个国家的份额投票。

　　第二个方面的作用则是新的，即提高我们对资本市场发展所带来的冲击的理解。国际资本市场一直发生着重大的变化。从历史标准看，在跨境的资本流动中，进入新兴市场的比率前所未有，这是通过以当地发行的以本币计价的证券买卖进行的。这意味着，投资者对金融和经济持续稳定的信心比过去要强；这也意味着，投资者期待新兴市场国家能有更好的政策，从而为增长和稳定提供更好的机会。

　　但是它也带来了新的风险。IMF的作用就是理解这些风险，并确保国际社会的行为可以保持稳定和促进增长，而不是增加不稳定因素。

　　记者：能否谈谈你们在组织国际交流方面的变化？

　　利普斯基：IMF有一个创新，即一种认知：IMF能创造一个独特的聚会场所，使得世界主要经济体政府之间可以以一种和谐、互助的方式进行政策对话。

　　我们的程序通常是通过一种我们称为“双边监督”的方式进行。每年、隔年或者每隔一段时间，IMF的工作人员会参观一个经济体，和其政府讨论，并向IMF的执行董事会——这是世界经济的代表——提交一份报告。许多年来，我们创建了一个场所，用以对各个国家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表现进行国际讨论。这种讨论是技术层面的，而不是政治层面的，但通过在IMF的成员国资格，各个国家会从中意识到自己对全球经济的责任。

　　现在我们开始另一个程序，即一个新的多边监督或称多边监督程序。由此，我们组织一组主要国家同时在一起讨论他们的政策。现在进行的第一轮，是关于全球不平衡的讨论，中国正参与其中。我们希望这个场所和对话是独特、坦诚和卓有成效的，有助于促进结构性改革或者互相协调的互助政策，有利于持续增长和稳定的目标。

　　记者：具体而言，IMF对各国的结构性改革可以发挥什么作用？

　　利普斯基：我们以多种方式参与和支持这个过程。我们有一个并不广为人知的技术支持项目，我们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富有经验的专家系统，可以提供技术援助，这对我们发挥作用是极端重要的。这个项目覆盖面非常广，而且非常有用。

　　IMF还可以通过上述双边监督、双边政策讨论和经济发展分析的形式对各国的结构性改革提供帮助。首先，IMF能够对各个国家提供有洞察力的见解，也可以由执行董事会设立讨论的舞台。这个独特的国际政策讨论可以给各个政府提供一个广阔的视角。

　　所以，如果光看我们使用资源的情况，我们当然主要是为了防止危机和解决危机的，而不是结构性改革。但是，如果我们的措施有效，将可以促进稳定，而正是增长和稳定的环境促进了结构性改革的真正进展，因为有利的国际环境给各个国家政府很大的信心，选择采取一些困难而又必需的措施。

　　记者：我理解，IMF的改革是一个不断进行的过程，必须根据不断变化的世界经济进行调整。在可见的将来，IMF将进行什么改革？

　　利普斯基：我们改革的蓝图，是IMF执行总裁在今年4月发表的中期战略。其中的思想，就是采取主动，预见未来的变化；IMF要根据这些变化调整，使自己适应性更强。其一，就是改变计算投票数额的公式，保证未来我们的调整是可预期的，而不需要像现在这样为成员国特别增加重大的份额；其二，我们创建新的设施，或程序，比如说多边监督、新的货币和资本市场部来针对资本市场的发展，以及它和全球宏观经济的互动。例如，探索建立新的融资工具的可能性。总而言之，评估我们的项目、政策和工具，确保它们适应一个真正全球化、持续自由化和资本市场规模日益增大的世界。

　　记者：你在IMF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利普斯基：最重要的是帮助实施中期战略，使IMF朝着维护国际环境的方向努力，试图确保IMF和整个国际社会都能利用这个好环境来作出变革，使得全球经济的卓越表现可以持续。

　　我来IMF之前有在资本市场私人部门很长时间的工作经验，因此看问题会有这方面的视角。我将和IMF新的货币和资本市场部主管共同努力，确保IMF在国际市场以及与金融体系相关的监管、法律方面得到加强和提高。

　　实习研究员Kathern Simpson、Jennifer Hsieh对此文亦有贡献

　　——此文原载于财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