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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王瑞杰:投资亚洲的金融门户

2006年06月12日 13:43 来源于 财新网
——专访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局长王瑞杰
资料图:王瑞杰。图/视觉中国

  (张继伟  赵逸荻)在新加坡,全部的金融监管工作和金融政策制订,均出自金融管理局——其职能相当于中国的“一行三会”(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的总和。

  王瑞杰2005年4月出任金融管理局局长,被认为是新加坡政坛的“未来之星”。他曾先后担任过新加坡资政李光耀的私人秘书、WTO谈判代表、贸易工业部常任秘书等职。年仅45岁的王瑞杰拥有剑桥大学经济学学士和哈佛大学公共管理硕士学位,为人谦和儒雅。

  近期,王瑞杰先后在新加坡和北京两次接受了记者的专访,畅谈新加坡的金融定位与中新两国的金融合作。

新加坡的亚洲角色

  记者:作为一个小的开放经济体,新加坡怎样寻求自己在国际经济和金融市场中的角色?

  王瑞杰:新加坡是一个很小但是非常现代化的经济体,当大国打喷嚏时我们就会感冒。我们不去试图控制国际经济大趋势的变化,而是把自己看做一艘航船,在大国主导的国际经济波浪中穿行。为了生存和繁荣,我们必须非常灵活,及时发现经济变化的趋势并随之调整,我们必须与这个世界保持紧密关联。

  如果不能为其他经济体提供增值,其他经济体就不会与新加坡合作。比如在运输业,从印度出发到美国的航船,都会经过新加坡。我们在运输操作上(特别是港口效率方面)都很有经验,无论对印度、美国还是新加坡,都形成一个多赢的格局。我们必须寻找类似可以提供增值服务的领域。这是我们的自我定位。

  记者:新加坡要争取成为亚洲金融门户,有什么优势和劣势,特别是与香港相比?

  王瑞杰:怎样看待亚洲金融业格局?我认为,亚洲金融业在未来几年中会增长得更快。因为与欧美等发达市场比较,亚洲金融市场还很不发达。无论是在消费信贷、零售银行还是投资产品、风险管理产品,亚洲都还落后,这意味着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接下来的问题是,各个城市在这一格局中扮演什么角色。我觉得,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香港和上海市场会有很大的发展;东京则有它独特的位置,它支撑着全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对于新加坡来说,我们希望相对于其他金融中心,扮演提供综合服务的角色。具体说,这要看我们如何使新加坡与其他经济体相关联,并满足他们的需要,在东南亚和亚洲,把全球市场和投资者与亚洲需求结合起来。

  新加坡是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员,与印度有着深入的经济合作;同时,也是第一个和中东国家签有自由贸易协定的东亚国家。因此,我们对这一需求的理解越深(这种需求往往并不能在单一市场上获得满足),就越能扮演好这个角色。

  记者: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是一个金融综合监管部门,怎样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本、国际公司来新加坡而不是其他金融中心交易?目前越来越多的基金公司倾向于香港,新加坡金管局如何进行自我调整,特别是在争取中国的企业和资金方面?

  王瑞杰:这取决于金融机构怎样看待新加坡。新加坡的优势在于它的监管质量、对公司治理水平的要求以及国际化程度。如果你看一下这个地区的资金需求,会发现,仍然有很多基础设施尚未建立起来。国际资本未能更加迅速流入亚洲的原因之一,是这一区域的高风险预期,以及法律环境还不完备。我们希望能够提供起风险管理的职能,使新加坡成为亚洲的风险管理中心。

  新加坡的许多金融部门增长都很快,比如资产管理业务、私人银行业务等。运输类的上市公司在新加坡的交易表现,也远好于其他市场。

  比如,来自中国大陆的中远投资(新加坡)有限公司的交易量和股价在过去两年的增长,是非常惊人的(中远的股价从2003年1月到2006年2月增幅为1267%,远好于它在香港的上市公司中远太平洋公司288%的涨幅)。

  记者:从去年以来,以淡马锡为首的新加坡资金在中国大规模投资。在你看来,其中主要的考虑是什么?这些资金大都具有政府背景,(你们)怎样看待其间存在的风险和机会,特别是淡马锡对中国商业银行业的投资?在你看来,这对中国金融改革有什么样的推动作用?

  王瑞杰:这个问题最好由淡马锡来回答——虽然新加坡政府是这些公司的所有者,但公司决策是独立的。不过,我相信很多新加坡人与我一样认为,中国提供了一个伟大的增长故事,对于亚洲其他地区有着巨大影响。我们如果要适应中国的增长,就必须想办法去满足其需要。

  2000年我担任新加坡贸易发展局(现已改名为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编者)局长的时候,曾带领一个新加坡考察团到过中国。当时我就认为中国沿海发展得很好,内地也应进一步发展,新加坡公司应该参与这一增长过程。不仅是淡马锡,据我所知,很多在新加坡注册的公司都有着同样的看法。

  至于银行业,根据我们的经验,它和经济增长有着密切联系。对于发展中经济体而言,资金配置机制是非常重要的,比在发达国家更重要。即使在新加坡,银行配置资金的功能,仍然是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部分。所以我认为,中国的银行业会迅速增长,而且经历必要的改革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支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汇率政策与经济平衡

  记者:新加坡近年来的货币政策被认为比较成功,在稳定币值、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促进经济增长等各个目标方面,取得了较好的平衡。新加坡这样一个高度外向型经济的货币政策,如何平衡其国内与国外的目标?

  王瑞杰:我想最重要的是,新加坡有一批非常高水平的专业人士在制定货币政策。与此同时,在决策上我们并不教条,我们不认为必须要套用这种或那种模式。对于汇率机制,学术研究认为主要有两种形式,即固定汇率制或自由浮动汇率制。新加坡采用的是一种独特的模式,我们把它总结为“BBC体系”,即爬行盯住(crawling)一个“货币篮子”(basket),在一定区间(band)内,随着经济条件的变化而浮动。

  这一汇率政策使新加坡受惠良多,而这与新加坡的经济特点是分不开的。新加坡的资本市场非常开放(开放之初,许多经济学家对此深表怀疑,认为我们将遇到很多问题)。在贸易意义上,新加坡也是全球最开放的经济体,它的对外贸易总额超过GDP三倍。

  首先,要保持一个增长的环境,就需要把新加坡的通货膨胀率控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然而,由于新加坡经济规模较小,需要保证当全球价格上升时,通胀的输入不会损害国内经济,这就意味着汇率需要适时调整。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新加坡货币和汇率制度的创建者们认为,应当采取“有管理的浮动”制度。

  其次,新加坡立国以来的政治传统认为,人们不应过分看重短期结果。也许你可以通过投资快速拉动经济水平去赢得大选,但新加坡的政治家并不认为应当这样。他们认为获得长期稳定的增长需要依靠储蓄,而这需要国民的努力工作。毕竟,你不能靠印钞票来推动经济增长,这是我们工作的基础。

  第三,货币政策并不是单独在对整个宏观经济起调控作用,这需要整个经济体的其他部门进行配套。必须要有谨慎的财政政策,现代化的银行体系,以及富于弹性、有自行调节能力的劳动力市场,等等。

  此外,允许国内价格随市场变化是很重要的,这往往需要政治上的决心,比如石油价格和电力价格。在新加坡,电价是根据油价来确定的,如果油价上升,我们允许电力公司提高电价。

  总而言之,新加坡在劳动力市场创造充分的弹性;允许各种价格随着全球通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其中一部分直接传导给消费者;建立谨慎的财政政策,拒绝通过印钞票的方式来弥补财政赤字;无论要素市场或消费市场,都坚持让市场来决定要素和商品的分配,以能确保最有效的资源运用。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非常好的结构。新加坡的中央银行及其货币政策,正是在这样一个充分制度化的结构中发挥作用的。

  记者:从去年7月21日以来,中国也采取了类似新加坡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在你看来,中国可以向新加坡借鉴哪些经验?

  王瑞杰:中国在这方面有很丰富的经验。我相信中国人民银行也全面地研究了各种汇率机制,并采纳适合中国的汇率机制。我不太知道哪些具体的经验新加坡可以提供给中国,因为两国的经济条件有很大不同。新加坡是一个很小但开放的经济体,而中国是一个新兴的快速增长的大经济体。最终中国的情形可能比较像美国,因为内需可能带动很大增长。

  如果有一点可以借鉴,应当是货币政策需要考虑所有其他部门的经济条件和政策,在这一大环境下进行决策。我前面提到,新加坡严格的财政政策纪律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我们同时要考虑商业银行系统、法律系统、劳动力市场、商品市场等因素。在我和中国人民银行交流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他们非常清醒地意识到不同部门协调运作的重要性。

  记者:在你看来,中国的这种“有管理的浮动”与新加坡的汇率体系有什么不同?

  王瑞杰:新加坡的货币政策完全依赖汇率制度。相比之下,中国是一个很大的经济体,要独立地设立利率政策。此外,新加坡元的汇率基本上是由市场决定的,也不存在外汇管制。因此,尽管看上去两者的货币篮子的概念很相似,但必须指出,两种汇率体制差别很大。

  记者:新加坡的汇率体系近期内会不会做某种形式的改革,比如不仅仅参照贸易权重来确定货币价格?

  王瑞杰:短期内不会。现行的这套体系已经运行了30多年。尽管期间全球经济出现过不同形式的挑战,但事实证明是经历了时间的检验的。如果新加坡经济状况发生改变,我们可以改变货币浮动的范围。无论上升还是下降,新加坡的商业银行系统有能力经受波动和变化。这一架构运行得很好,但我们需要保持警惕来应付任何经济结构的变化。

宏观经济与区域合作

  记者:你怎么看待2006年新加坡以及全球的经济前景,在你看来主要存在着什么样的风险?

  王瑞杰:我想2006年的新加坡经济会保持不错的态势,具体增长数字可能会在5%-7%左右。至于增长动力和潜在风险,对我们来说,永远都受全球和地区因素的影响,特别是美国、欧盟、日本和中国。对于新加坡来说,电子、医药和服务业的发展都至关重要。

  新加坡的服务业主要还是依存于国际经济,比如船舶运输业,如果贸易额上涨,它增长得就不错。当然还有正在勃兴的炼油业和石油产品,这都可以看到增长前景,这都是正面因素。新加坡几年前启动的经济重组目前已经开始体现出效果。

  就风险而言,首要是利率环境可能变化。在过去的七八年间,美国利率一直处在非常低的水平,而现在正在上扬。如果利率上升得比市场预期的更为猛烈的话,我想会对资产价格有很大影响,影响也可能扩散到消费领域。利率猛烈上升,既可能由油价也可能由其他不寻常的事件触发。第二个风险在于禽流感疫情。如果它大规模爆发,全球经济都会受到很大影响。

  记者: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国际市场上储蓄与投资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特别是中国的高储蓄率和美国的财政贸易双赤字现象。人们担心,这种不平衡引发的调整可能会导致危机的来临。你怎么看待这一说法?

  王瑞杰:这一不平衡当然需要得以纠正。但从短期来看,无序的调整不符合任何国家的利益。整个市场也都非常关注事态的发展。如果看一下各个国家应对这种不平衡需要进行的政策调整程序,你会发现,这需要采取相互协调,也需要很多时间。

  目前各国都在采取不同程度的措施。中国正致力于促进内需,但国内消费不是一夜之间就可以提高的;对于欧洲经济而言,考虑到稳定因素,其结构性的刚性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来调整;对于美国经济来说,他们需要增加储蓄,同时这也将花费相当一段时间。

  现在来看,所有的参与者都已经把这一风险因素考虑进去了,因此我觉得,这种调整会是一个相对清晰的过程。至于是否会有突发事件引发信心的急剧下降,没有人能够预测,而这正是金融危机的实质。

  记者:中国和马来西亚现在都采取了类似新加坡的汇率体制,亚洲在未来有没有进行货币政策整合和合作的可能——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看?

  王瑞杰:人们谈到区域合作,往往指的是各个领域的全面合作,终极目标是类似于欧盟式的组织。但从欧元和欧洲整合的进程来看,会发现这要经历很长的时间,并且有赖于很强的政治意志推动:欧洲经济共同体-欧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欧洲央行。它不是一个经济协议,而是创建一个单一欧洲市场的政治协议。

  促成欧洲整合的很多条件,亚洲目前都不具备。亚洲区国家太过多元化,从最为富足的日本到最穷的国家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落差。(因此)货币合作和整合还只是一种远期可能。短期内现实可操作的步骤是推动跨区域的经济联系,比如在实业的整合和贸易投资方面。这方面大有可为。

  至于亚洲金融领域的合作,需要允许更为自由的资本流动和市场准入。分享信息的合作也非常重要,这样各国对区域内宏观经济环境可以形成更好的判断,就不会产生亚洲经济危机时那样措手不及的情况了。

  记者:亚洲各国在金融领域的合作,对于新加坡建设亚洲风险管理中心的战略会有什么影响?

  王瑞杰:亚洲的风险管理能力需要大幅提高。我相信这需要各国和地区间的合作,特别是在信息数据的开放和共享上。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当你设计寿险产品时,你会发现寻找相关数据是非常困难的,连各个国家的死亡率这样的数据都并不完整,这样的情况对于产品的开发是非常不利的。因此,要提高亚洲各国的风险管理能力,各个市场在信息方面的合作是至关重要的。

央行治理

  记者:你反复强调新加坡金管局职业化的人力资本,能讲讲你们的人力资源政策以及如何留住人才吗?

  王瑞杰:我们的薪酬政策以市场报酬为基准,当然,主要是在服务业意义上的市场报酬——这个薪酬政策不会使任何人成为超级富翁,也不会因公职人员收入太低引发寻租问题。薪酬制定是一项实务工作。我们每年都对金融领域的薪酬水平做调查,努力达到市场水平,但不是以最高收入为参考。总之,公职人员的收入肯定不是最富的,但肯定是相当好的。如果你做得不错,你的收入应该高于一半以上的同学。

  记者:金管局在招聘人才方面有没有特别的限制,比如任用外国人,特别是在高管层?

  王瑞杰:我有三个副手,两个是新加坡人,另一个是澳大利亚人。我们的员工来自全世界,包括中国、美国、马来西亚和印尼。

  我们的用人政策是开放的,核心是要招募最好的人来做这份工作。如果新加坡人不能担任,就要在全球公开竞争。在商业银行也是这样,像新加坡发展银行,它的前两任CEO都不是新加坡人。问题的关键是治理机制是不是健全有效,而不是员工的国籍。

  记者:从警察局到教育部、贸工部,再到金管局局长,你的工作跨度非常大。你现在怎么看目前的工作以及未来的规划?

  王瑞杰:我从不考虑我的下一个工作,我对以前担任的每一个工作都很满意。对于个人来说,在工作上我喜欢两件事,一是我愿意学习新东西并接受新挑战;二是,在一个新组织中,与高水平的同事工作并能有所贡献,是很快乐的事。

  ——此文原载于财经网

版面编辑:运维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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